■ 钱 政

车，作为交通工具在我国上古时代就存在了。据《左传·定公元年》中讲，夏朝时就有了主管车辆制造部门的官员车正，商代得到沿袭。周朝在夏商制度基础上，将车正官名改为车人并增加了一个专门掌管公车和公车事务的部门负责人巾车。不论是车正、车人、巾车，它们都是朝廷机构的官职名称。

公车出现的最早记录，始于大禹治水时期。《史记·夏本纪》中记载，大禹治水时“予乘四载，随山刊木”，这里“四载”，据清代俞正燮《癸巳存稿》指出是“水行乘舟、陆行乘车、泥行乘橇、山行乘棒”。这里乘橇是指泥橇，是一种在泥泞路上行走所乘的工具。而棒是一种原始的抬人上下山的轿子，这里的舟、车、橇、棒都是作为大禹的公务车使用。从这里已可见公车的内涵已外延到舟、橇、棒。

随着礼制的发展，春秋战国时期，各个级别的官员就有不同的公车待遇。《逸礼·王度记》中记载：“天子驾六马，诸侯驾四，大夫三，士二，庶人一”。如果低级别的人越级使用了更高级别的公车配置，就犯了“僭越”之罪而受重罚。孔子在鲁国做官时，鲁国国君给他配了一辆公车，孔子极为爱惜。他最钟爱的弟子颜回去世，颜父找到孔子希望他卖掉公车换钱给颜回购置棺材，但孔子以自己是为官的士大夫常要与一些官员、士大夫交往，出门不可无车为由而拒绝。

汉代时公车的内容已包含：马、马车、船只、轿子甚至还有驴、骡、牛、骆驼。汉代公车制度保留了春秋战国时期官职不同公车配置不同的待遇，但增加了不同级别的公车使用不同装饰的规定，普通老百姓只能坐没有任何颜色的车，且车上只能用青布遮盖。东汉光武帝刘秀在建国初提出公车使用上要节俭，将马车改用牛车，直到后来经济发展后才被马车取代。

魏晋南北时公车使用规定与汉代时虽然没什么大变化，但此时社会风气追求个性化。比如南朝宋文帝喜欢羊拉的官车；右光禄大夫颜延之喜欢用老牛、病牛拉装饰得奇形怪状的车；大将军沈庆之喜欢乘“猪鼻无帷车”……

隋代鼓励人们骑乘健壮威猛又有效率的马匹，来保持官员的活力，提高他们的办事效率。唐代对公车的马、马车、船只、轿子使用有严格详细规定。公车的所有物品都不准私自借用，这在以前各个朝代都是没有这么细化规定的，而且对于违反规定的处罚都相当严重。

宋朝时，宰相级别高官才配有专用的官马，重要部门公务员出差办事、普通官员出差承办紧急公务则可以申请使用官方乘驿。当时中央政府绝大多数官员不能享受配备公车的待遇。如果想坐车只能自掏腰包购买私家马或花钱租“出租马”使用。当时开封府“出租马”服务业很发达，租一次花费一百文左右。当时高级文武官员不仅配备专门官马还配有马夫。不过这类高官一旦退休则一律取消“公车待遇”，像著名宰相王安石退休后隐居金陵是自己花钱买小毛驴骑。宋朝规定：文官六品以上官员均发给公务用车补贴，当时叫作“马刍票”，共分七个档次：最高补贴二十匹马用料、最低补贴一匹马用料。北宋时官员很少坐轿子大多习惯骑马出行，轿子通常为妇女和年迈之人乘坐，而到南宋时官车多为轿子。

元朝是古代中国疆域最为辽阔的朝代，它几乎包含整个东亚大陆，面积超过1400万平方公里。成吉思汗时就开始修建从草原到西域、中亚、辽东等地的驿道，驿道中共有驿站超过1500个，驿站中有“公车”包括马匹、驿车、船、驿狗等。驿站分为陆站、水站、海站，在冰冻地区有狗站（配雪橇），以方便官员、使者、军队来往。每个驿站都设有专门的官员“站户”负责管理，全国共有站户30万以上。

明代朱元璋为避免官员安于享乐出现懒政现象，一度规定文武百官都必须骑马不许坐轿，但朱元璋去世后此规定变成一纸空文。当时“马牌”是明朝各级官吏因公出差的证明文件，凭此可以在公家驿站免费吃住和征用马、车、船只、民夫供其使用。

清朝早期曾颁布“禁轿令”，但后来执行不下去而默许，进而完全解禁。后出台轿子使用指导意见；三品以上京官使用四人轿，出京时可用八人轿；外省督抚使用八人轿、普通官员坐四人轿。直到晚清，袁世凯花一万两白银从美国人那儿买来一辆汽车送给慈禧太后，这大概是现代意义上的第一辆“公车”。

从马车到轿子再到汽车是一种社会文化的写照，从古代公车的诸多演变中，我们能明显感觉到中国社会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的脉动。对古代公车管理使用情况梳理以后，结合现代社会有关公车管理使用的现状进行相关的对比总结，对当今公车使用和管理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深刻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