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 燕

九江航运：创办福康轮船公司

关于邹凌瀚之生平，至今找到的确切记录，来自《汪康年师友书札》附录的人物小传：“邹凌瀚，原名肇元，字殿书，一字白潜，又字公之瑜，江西高安县人，凌沅堂兄。生卒年不详。清增贡生，候选员外郎。曾捐款创办《时务报》，并充该报记者，又曾参与发起戒缠足会。光绪二十四年在江西创设励志学会。戊戌政变后，经理江西经济公学堂。” 古代官职中的“员外郎”指设于正额以外的郎官，一般分掌各司事务，相当于副司长。邹凌瀚曾担任过清衙门的差遣巡视、留学监督和驻日外交官等职，汇编八种《玉鸡苗馆丛书》。邹公馆又名“玉鸡苗馆”，因邹凌瀚在花园中种植了各种玉鸡苗即蔷薇花而得此名。1895年3月13日，李鸿章率领33名官吏赴日进行马关谈判，邹凌瀚名列其中。邹凌瀚的国学深厚，倡导新知，发展实业，捐助教育与医疗，是一位具有国际视野的维新人士、执行力极强的政府官员与名绅儒商。

邹凌瀚创作的《玉鸡苗馆丛书》。

以上小传中提及的“凌沅堂兄”是邹凌瀚的堂弟邹凌沅。邹凌沅为1894年的甲午举人，官至翰林院编修，辑有《聘盟日记》等。1895年，他参与过轰轰烈烈的 “公车上书”，系120位江西举人的联名者之一。

邹氏兄弟热衷于传播西学新知、开办实业，相互支持与合作，成为清末变革转型期的企业家之一。1896年，邹凌瀚、邹凌沅与蔡金台（江西德化进士，翰林院编修）等江西有识绅商联合向两江总督张之洞递交《请行内河小轮船公牍》，疾呼江西“土货所出，若瓷器、若茶叶、若夏布、若纸张、若煤铁，实为大宗，而瓷器、茶叶尤为彼族所重。租界虽非其所议仿造，难保不来制造。既成必嫌阻滞，既嫌阻滞， 轮船必行，待彼之轮船既行，则我之商务益棘矣。”这份公牍从厘卡、关榷诸方面说明内河通航不会影响政府收入，并预言“关税必增十倍”。倡导洋务运动的张之洞重将此情形奏报朝廷， “准其开办”，确定“以余利一半充饷”。同年7月29日，邹凌瀚兄弟与蔡金台、熊方燧（高安进士）一起集资6.8万两，在九江成立了福康轮船公司，由邹凌瀚担任董事长，置办小火轮船六艘，开通三条航线：吉安至吴城，浅水轮船两艘；吴城至九江，九江至饶州，各深水轮船两艘；停泊之处各立码头，并设分局以备稽查；主要运输瓷器、茶叶、夏布、纸张、煤铁等大宗货物；经营所得利润，拟捐一半以充军饷。福康轮船公司系长江内港最早的民营航运企业，也是江西首家轮船航运公司，见证了九江成为长江重要的港口。

维新运动：《时务报》的创办者之一

在清末处于摇摇欲坠、风雨飘摇的时代，湖南、江西、浙江、上海、广东等省成为维新运动的实践地，邹凌瀚与陈宝箴、黄遵宪、梁启超、汪康年等共同推进维新变革。被光绪皇帝誉为“新政重臣”的湖南巡抚陈宝箴向朝廷呈送《为邹凌瀚率生徒东游考察事咨驻日钦使文》：“窃江西遵奉谕旨创建务实学堂，经抚部院德派令绅士分部郎中邹凌翰等会同经理……以湖南先此一年已设有时务学堂，渐见成效，因选择聪颖子弟随同阅历，以为江西建学张本，并拟转赴湖北、江南、上海等处以资博览。”获得外派任命后，1898年夏邹凌翰率领其主持的“江西经济公学堂”之学子十余人，东渡日本二月有余，旨在考究自明治维新后的现代化之进程。邹凌瀚与清朝驻日公使李盛铎（1857～1937，江西德化人）是老乡密友，一行人得以入住使馆内。约在1899年前后，邹凌瀚短时担任驻横滨的领事和南洋日本留学生监理一职，因此与贵族院议长近卫笃麿、“中国通”宗方小太郎等日本政界人士有信札往来。近卫笃麿曾记清政府教育观察邹凌瀚与之商讨康有为在戊戌变法后去美国避难之事，其日记现藏于日本博物馆。

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京城遭遇危机。邹凌瀚联合江西乡绅，发动“庚子救援”，亲自护送江西的救济捐款进京。1904年10月，邹凌瀚与李盛铎等江西京官百余人联名上报朝廷，向日本的银行贷款，请准允于南昌设江西铁路公司，召集商股创办赣北地区从南昌到九江的第一条铁路——南浔铁路，以“自保利权，杜绝列强觊觎”。1906年该项目启动，引入日资；1907年1月举行启土典礼。日方派工程师冈崎平三郎率领田中启次郎、伊藤忠治等23人在九江附近作实测。1911年5月，九江至德安的铁路线通车，售票营业。1912年南浔铁路改为官商合办，逐渐收为国有。随着南浔铁路的开通，九江航运业遭遇冲击， 福康轮船公司的收益下滑。1921年，邹凌瀚与南浔铁路公司订立合同，将轮驳、码头、跳板以及南昌、吴城、九江三地公司的房屋租给南浔铁路公司，共同抵制其他公司的激烈竞争，令双方受益，可见其经营有道。

邹凌瀚还是一位慷慨资助教育、医疗、出版的慈善家与社会活动家。张之洞、康有为于1895年11月筹建“上海强学会”，邹凌瀚为之捐款，《强学会收支清单》记录：“收邹殿书来银五百两，申洋六百六十六元。”但次年强学会被迫关闭。1896年利用强学会的剩余资金，邹凌瀚与黄遵宪、梁启超、汪康年、吴德潇共同创办了《时务报》。1898年8月22日《申报》刊《〈时务报〉总董告白》：“言明《时务报》于丙申五日（注：应为5月）由黄（遵宪）、吴（德潇）、汪（康年）、梁（启超）、邹（凌瀚）同创。”邹凌瀚还主持过《时务报》的短期编务工作，撰文《呈请开办江西内河轮船公牍》发表在1896年9月27日的《时务报》。他建议在江西开办内河轮运公司，即上文提及的福康轮船公司。在陈宝箴的督促下，邹凌翰于1898年在南昌设立了“励志学会”，担任会长。此外，邹凌瀚也是江西公共图书馆的最早倡导者、文物收藏家、出版印刷家，他捐购中西书籍，在南昌仓颉庙开设了“公共藏书楼”。

邹凌瀚参与创办的《时务报》。

1889年，邹氏兄弟与友人在南昌筹创报馆，但在印刷机安装到位、行将开印之际，遭逢“戊戌政变”，清政府禁止办报馆，他们以书代报，改办“致知书局”。1907年，他们创办了“助进印刷所”，邹氏弟子在上海培训后，担任印刷技术工人。邹凌沅筹划编辑 “通学斋丛书”，涵盖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科技、地理、旅游等领域的西学译作和著作共51册，规模类似西方的百科全书。可惜本丛书仅出版了第一套《通学斋》共10卷。1911年爆发辛亥革命，民国政府成立。1912年1月3日《民报》主编章太炎、立宪派张蹇等在上海成立“中华民国联合会”，邹凌沅选为江西省参议员，可见其影响力。

从九江到南昌：江西西医的推动者

1896年，石美玉、康成返回九江，开办了一所西医诊所，因其医术高明，求助者络绎不绝。刚刚创办了福康轮船公司的邹凌瀚，便利地往返于南昌与九江之间，他得知此消息后，立即被两位才女的感人事迹所吸引。1896年，邹凌翰与江西萍乡进士文廷式特地到九江上门拜访。据说，康成的养母昊格矩接待了他们。在南京逗留期间，邹凌翰向梁启超等同仁讲述了石、康二人的行医业绩，强调她们保持天足，德才兼备，堪称新女性的楷模。可见，如果没有邹凌翰的在场叙述，就不可能催生梁启超的《记江西康女士》《论女学》等文。

美国历史学家施康妮在其论著中提及：“康成谈起她在1898年去南昌给邹凌瀚的妻子看病时，重点提到了这座城市的排外和富庶……她意识到以富有的乡绅为基础的繁荣城市，对于她进一步实现自己主要利用当地资金建立医疗事业的目标是必需的。”在邹凌翰、陈三立等名绅的邀请和资助下，1902年康成、昊格矩在南昌开办了“妇幼诊室”；1911年后它拓展为南昌妇幼医院（现为江西省妇幼医院）。在1906年引发的“南昌教案”中，邹公馆一度成为康成、昊格矩的避难所，但也因此受到一些激进民众的冲击，家中财产被抢掠捣毁，损失严重。

鉴于石、康作为新女性的表率以及密切友谊，思想开明的邹凌瀚支持女儿邹邦元到九江儒励女中、儿子邹邦珏到同文书院读书。姐弟俩分别于1909、1910年赴美留学，双双获得首批清华庚子赔款的部分奖学金，成为最早一批特别官费生。邹邦元留美长达13年，于1918年毕业于芝加哥大学纳什医学院，系中国第一位受过本硕博医疗系统教育的女医博士。1921年她返回九江，接替石美玉，担任了但福德医院第二任院长；又于1925年在南京创办东南医院。邹邦珏于1916年获得科罗拉多矿业学院的矿务工程硕士，回国后担任过国立中正大学教务长，为浙赣铁路的设计与修建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如今，邹氏后人继承前辈勇于开拓的奋进精神，在医疗、科研、教育、企业等领域人才辈出。

难解之谜：邹凌瀚的声名与生卒

作为清末民初的传统中国走向近代化进程的见证者与参与者，邹凌瀚经历了新旧时代的骚动与蜕变，他参与过中日甲午谈判、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庚子之变、辛亥革命等重要的历史事件，推动了江西的新式教育、女性戒足、西医、海外留学、图书馆、印刷出版、船运铁路、电话电报等各领域的变革与发展，成为这个巨变时代的弄潮儿。在探寻高安历史名人的过程中，笔者读到邹凌瀚于1912年12月发表在《大共和日报》上的一首诗《读广雅堂集有感时局》，他反思了导致“戊戌变法”失败和清朝倾覆的原因：“强中制外纷多悮，守旧维新各一偏。惟有浮生自来去，秋风大好趁归船。”可见，邹凌瀚对保守派张之洞、激进派康有为皆不满意，认为他们都过于偏执。但他对“强中制外”的混乱局面感到无能为力，只得像陶渊明一样，过着“滞迹柴门久钓耕”的田园隐居生活。

邹凌瀚故乡高安大城乡杨村邹家。

遗憾的是，邹凌瀚的名字只是出没在李鸿章、陈宝箴、陈三立、汪康年、梁启超等人的身后，若隐若现，史料阙如，在其故乡罕为人知。根据网上2014年的一篇博客《清末江西名人部郎邹凌瀚》，笔者有缘找到此文作者、高安印刷厂退休职工杨贤斌，确证了邹凌瀚的老家是高安的大城乡“杨村邹家”（或“杨椿邹家”）。见面那天，杨贤斌先生把一本厚重的《江西省高安市藻塘村——杨氏宗志》递给我，他对于杨氏与邹氏之间的亲缘关系如数家珍：“我的曾祖母是邹凌瀚的妹妹邹茄娘（1868～1933），她嫁给了我的曾祖父杨声金（1868～1894）。由于我的曾祖父去世得早，邹凌瀚非常关照妹妹一家，接她去南昌邹公馆住，照顾有加。在我小时候，听祖父杨茂雅讲，1920年前后他在九江福康轮船公司卖船票。九江古代简称浔阳。1922年，我父亲在九江出生，所以取名杨浔阳。邹凌瀚的儿子邦珏留美归来任乐平县长，1927年后任过铁路测亩员，参与修建江西至株洲铁路。”通过杨先生的讲述，我们得以窥见百年前邹氏家族的鲜活影像。

南昌八一公园的假山假石系邹公馆拆迁后移过去的。

由于邹家的高安老宅在日军轰炸中化为废墟，邹凌瀚兄弟的后代都在外地发展，与故乡渐行渐远，第三、四代甚至不知老家位于高安何处。据邹氏后人回忆，位于南昌孺子路的邹公馆因政府修路被拆，花园中的无锡太湖石被挪到南昌八一公园，如今依然可见。不过，有关邹凌瀚的生卒依然是一个难解之谜，据说其墓位于现今高安中学通往南昌的新校址，在“文革”期间被捣毁，无迹可寻。这也成为邹氏后人心中难解的伤痛。幸运的是，邹凌沅之墓保存完好，掩隐于大城乡青州村一处青山湖畔，刻有碑文：“清授内阁中书甲午举人显考邹公凌沅、叔澄三府君之墓。”笔者据各种证据推测，邹凌瀚的出生约于1862至1868年间，去世约于1921至1925年间。百年家族史实为近代中国百年史的一个缩影，我们期待有心人继续考证，让这段残损缺失的记忆得以修复。

笔者（左二）与杨贤斌先生（左一）访问杨村邹家的九旬老人和邹克然书记（右一）。

在杨贤斌先生的引荐下，我结识了邹凌瀚的曾外孙女、邹邦珏之长女邹道宁的外孙女夏洪至。我得知在其热心筹备下，2016年4月3至5日，海内外失散七十年的邹氏后代34人在南昌举办了一场 “高安杨椿邹氏三元堂亲友相聚”，游子们返回高安市大城乡杨村邹家，开启了寻根问祖之旅。如今，那些支离破碎、流散淹没的家族史与民族史，逐渐向我们展现其若隐若现、触手可及的幽深奥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