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去北京圆明园，当我走到大水法东侧时，一群中学生正围着雨果的雕像在开展研学活动。

“老师，老师，圆明园不是英法联军合谋洗劫、烧毁的吗？为什么要在这里立一尊法国作家的雕塑呢？”一男生不无激动地问。

随行的老师思考了片刻，回答道：“雨果是人道主义的代表人物，他在给入侵军官的信中严厉谴责了劫掠圆明园的罪行，他还盛赞中国文化，在他的故居专门设有‘中国客厅’！”说完便向学生们读起了石碑上的内容。

▲圆明园中的维克多·雨果的雕像

雨果在《就英法联军远征中国致巴特勒上尉的信》中说道：“您只管去想象那是一座令人神往的，如同月宫的城堡一样的建筑”“有一天，两个强盗闯入了夏宫（圆明园），一个动手抢劫，一个把它付诸一炬。原来胜利就是进行一场掠夺。”

1860年10月18日，也就是雨果在信中惋惜和愤慨的那个晚上，一位江西青年，在北京远远望见圆明园遭英法联军焚烧后的冲天大火后，瞬间失声痛哭、四座皆惊。

这个义愤填膺、泣不成声的青年叫陈宝箴，字右铭，1831年出生在江西义宁（今修水县），其父陈伟琳为义宁陈氏族长，从小让他受到儒家传统文化的熏陶，“生而英毅，顾视落落然”，“少负志节，诗文皆有法度”。

▲国保单位，陈宝箴、陈三立故居

1851年，二十出头的陈宝箴“以附生举辛亥恩科乡试”，并中举人。恩科，即因“皇恩浩荡而特别加开的科考”，相对于三年一科的正科而言，每逢新皇登基，皇帝生日或国家重大庆典都会加科。

这一年恩科乡试，义宁州（修水县）共5人录取，而陈姓则有陈宝箴和陈文凤2位中举。陈家人欣喜若狂，张灯结彩地庆贺，在亲朋好友的殷切期望中，陈宝箴迈出了桃里老家，开启了逐梦之旅。

▲义宁陈氏“义学里”

陈宝箴志存高远，自言“以十年之功讲求实学，于身心性命之源、治国平天下之要……游览四方山川关塞扼要之处……以广耳目、增阅历，考证其所学”。

据老乡介绍，陈宝箴约好友在老家后山的“四角窝”建“四觉草堂”。修水话中“四角（go）”与“四觉”同音。他以“深有惧乎视、听、言、动之四目，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四端或有不能自觉，遂以名斯楼”。这也是陈宝箴自号“四觉老人”的来历。

谋得一隅学做圣贤，世事动荡身不由己。咸丰元年，亦是太平天国元年。太平军发展势如破竹，席卷东南半壁，威震两湖三江。

1854年，具有太平天国“战神”之称的翼王石达开，正在九江湖口督战，夜惊扰、日阻航，致湘军水师分崩离析，相望于江湖，几近全军覆没，连曾国藩的座船都被截获，逼得曾国藩羞愧难当、投水自尽，被部下救起才得以保全性命。

▲曾国藩羞愤交加，两次欲投水自尽

1855年4月，太平军丞相钟廷暄攻占陈宝箴的老家义宁州城，知州叶济英全家投爱莲池溺死。这方“爱莲池”因《爱莲说》的作者周敦颐曾在修水任主簿而得名。

“挺身登峻岭，举目照遥空。”1855年11月，雄姿英发的石达开，率西征军主力取道湖北通城，笑跨南楼岭，喜过白岭镇，浩浩荡荡开进义宁州，开始了石达开史上最得意之作，也是巅峰之作——经略江西之战。

▲修水县白岭镇黄龙山，与南楼岭同属幕阜余脉

1855年11月24日，石达开在义宁州（今修水县）境内崇乡小斗岭下，以诈败引诱清军追击，并设下伏兵，阵斩清军总兵刘开泰父子等人，军威大振。

▲意气风发的石达开（剧照）

陈宝箴“以举人随父陈伟琳治乡团”保境安民，维护道统，并于联州同太平军作战，有效挫伤太平军士气，声名远扬。

1860年，陈宝箴入京会试未中，滞留京师，得交四方隽雅之士，与湖南举子易佩绅、罗亨奎以道义、经世济民之学相切磋，时称“三君子”。

▲修水义宁陈氏文化纪念苑

太平天国及鸦片战争的刀枪和炮火，粉碎了陈宝箴科举入仕的美梦，也点燃了他爱国卫道的豪情。

太平军势力大盛，陈宝箴毅然前往湖南加入易佩绅、罗亨奎所率的湘西地方武装义勇军“果健营”。

时值隆冬，“果健营”遭受石达开部猛攻，义勇军拼命死守，眼看就要粮尽饷缺。

就在捉襟见肘、一筹莫展之际，陈宝箴挺身而出：“我去筹集军饷！”

陈宝箴身着薄棉衣，冒风顶雪走了几天，终于筹得粮食和衣被，成功抵御太平军攻击，石达开不得不“悻悻而退”。

陈宝箴是郭嵩焘的洋务知己和志同道合的僚属，因思想相近产生强烈共鸣而结下深情厚谊，且在政治思想和学术思想上大体相似。

经郭嵩焘等人推荐，陈宝箴前往驻扎安庆的曾国藩幕中，曾国藩已对义宁团练大为赞赏，并赠其一副对联：“万户春风为子寿；半杯浊酒待君温。”“曾公引为上客，喜过望曰‘海内奇士也’。”

陈宝箴多次拜访曾国藩，曾推誉甚隆，然其实不过以文士待之，故虽盛为诗酒高会，但却从未参与其军机要务。

据一些学者认为，陈宝箴以“欲亲临战场与洪杨太平军一较高下”为由拱手告辞，实际上是内心出于对曾国藩冷落态度的失望，遂返回江西从军于席宝田帐下。

清军攻破南京之后，太平天国干王洪仁玕奉幼天王洪天福贵南走入闽，席宝田率军昼夜追击。陈宝箴准确预判到太平军行军路线，“累用奇策决胜”，使席军一战而毕其役，生擒太平天国幼主洪天贵福和大臣洪仁玕，显示出杰出的军事素养和临战指挥能力。

战后，陈宝箴因功保荐至湖南候补知府，并再次辅助席宝田平灭苗人叛乱，善后苗疆，其才能见识受到当时湖南巡抚王文韶的赏识，擢升道员加盐运使，专抚苗疆。

▲陈宝箴像

1866年，时任江西巡抚的刘坤一向曾国藩推荐：“惟有义宁（修水）举人、已保知府陈宝箴品学尚优，胆识亦茂，虽间有不自检束之外，终不失为豪杰一流。”

曾国藩也称赞陈宝箴“志节嶙峋，器识宏达，又能虚怀取善，兼揽众长”;其文“骏快激昂，有陈同甫、叶水心诸人之风”。

1886年8月，时任两广总督的张之洞上奏荐举陈宝箴，言其“才长干济，学识深通，久在湖南防营，深明兵事”；同年十一月，时任湖南巡抚的卞宝第在给张之洞的电报中亦谈及陈宝箴，说“右铭饶有才识，而淡于荣利”；张之洞更亲切地称陈宝箴为“湘省之福星”，“鄙人之德邻”。

陈宝箴调直隶布政使后，时甲午战争爆发，日军犯境，京师告急。光绪帝召见，询以战守方略、畿防诸事，奏答皆合帝意。

1895年10月，陈宝箴调任湖南巡抚。

作为一个具有卓越眼见的开明士大夫，陈宝箴在维新派人士的协助下，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新政，企图通过“营一隅为天下倡，立富强根基”来实现整个国家的复兴。

甲午战前的湖南是一个典型的以传统自然经济为主的省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远较东南沿海地区迟缓。

在整个运动中，陈宝箴，推行积极而又不失稳健的改革政策，同时能够团结地方士绅，为己之用，广开风气。

肃吏治、辟利源、变士习、开民智、刺军政、公官权；创设南学会、时务学堂、湘报馆；设保卫局、矿务局、蚕桑局、官钱局、工商局、电报局、水利公司和轮船公司等；还建造枪弹厂，开办武备学堂……

湖南的维新变法在整个维新运动中占有极其特殊和重要的地位，是清末维新运动中地位最为重要、成绩最为突出的省份，并对近代湖南乃至整个中国的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陈宝箴用革新图强这把钥匙，撬开了湖南这座“铁门之城”，也使之成为全国最富有朝气的一省。

陈宝箴在职三年，以维新为务，以教育为先，创办了“时务学堂”，其宗旨是“以求振兴，而求精进”。

据担任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的梁启超回忆：“当时湖南的抚台是陈右铭（宝箴）先生……气象庄严而不顽固，对于时局，很热心图谋，造成一个新局面，我们以一群青年在他的旗帜下大活动，是很高兴做事的，故朝气很大。”

陈宝箴非常注重报业的发展，授意由维新派熊希龄（祖籍江西丰城）等人创办《湘报》，还每月拿出200两白银作为补贴，报纸售价只收取工本费，广受市民欢迎，一度与上海《时务报》、天津《国文报》成三足鼎立之势。

极为难能可贵的是，陈宝箴完全抛开个人私心，把原本计划途经老家江西的粤汉铁路，成功地拉到了潇湘大地。1898年初，清廷正式批准粤汉铁路道经湘境。

陈宝箴在湖南推行的维新改革具有十分鲜明的特点：一是依托现实，充分利用湖南现有的先天优势发展经济。二是群策群力，充分调动地方士绅的积极性，并与维新派展开合作，整合各种力量，共同开创新的局面。三是目光长远，充分认识到了人才培养对于维新运动的开展以及中国今后发展的重要性。

陈宝箴之所以在湖南维新运动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一方面是由于清末地方督抚的权力和地位的上升使得他们在地方性事务中的作用显得越发至关重要；另一方面则是与陈宝箴的个人经历、思想的形成密切相关的。陈宝箴自幼就接受了理学的经世致用的思想，在从军入仕的历程中，他结合时政，不断的思考救亡图存的根本所在，加之受到好友郭嵩焘、曾纪泽等人的影响，使他的思想超越了当时洋务派的体用之限，形成了自己“中西兼用”独特体系。

陈宝箴锐意改革求变，不择毁誉祸福，根源在于自其内心强烈的忧患意识。除了尽己之力拯救危难之中国，别无他求，亦无所畏惧！传统士大夫舍我其谁、责无旁贷的高度责任感和使命感，在陈宝箴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黯淡了刀光剑影，远去了鼓角铮鸣。担当生前事，何计身后评。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秋，慈禧发动戊戌政变，囚光绪，废新政，诛六君子。因宝箴曾推荐杨锐、刘光第等维新变法的主要人物，加以“滥保匪人”之罪名，被“即行革职，永不叙用”。

接到朝廷严谴的谕令，陈宝箴并没有表现得呼天抢地痛不欲生，他原本于名利之心就极为淡泊，故于仕途去就也就不会有太多纠结。

他既已勉力为湘省开风气、谋发展，于公于私光明磊落，心地坦然，则于万象更新之际绝无憾恨，虽中途迫退，然仍希冀后来者能继其先声，以讫功成。因此，陈宝箴心平气和地接受了朝廷的处置，与新授湖南巡抚俞廉三进行了工作上的交接，并上奏一折，平静归乡。

皮锡瑞在其《师伏堂日记》中记载了光绪二十四年九月十六日在欧阳中鹄家见到陈宝箴的情形：“适右帅至，得一见。彼天君泰然，一无激词，得大臣度。”

“归乡”当然是最想带着夫人的灵柩，回到自己朝思暮想的修水故乡。但当时的处境，陈宝箴实在不想连累故乡亲朋。

▲陈宝箴老家美丽的修河

原本，陈家打算回到离故乡近一点的星子县（今庐山市）陶渊明故居边，购块好地，建草庐几间，效陶渊明先生安居田舍，种豆锄瓜，静度晚年。谁料，所托之人将购地款项挥霍一空。无奈之下，陈宝箴站在船上长叹一口气，一拳打碎船窗玻璃，不得不驱船继续南下。

仓促来到省城南昌，陈家先在南昌磨子巷租屋暂居，后经朋友介绍在新建望城镇青山街南购得山地百余亩，筑室“崝庐”，以为余年静养之所。陈三立曾撰《崝庐记》描述了陈宝箴退居后的生活状态：携家至南昌，葬黄夫人于城郊西山，筑室守墓，名曰“崝庐”，一年后“以微疾而卒”。

据当地文化工作者考证，崝庐是一座比较大的宅子，分前院、中院、东院、西院，中间有天井，里面是厅子和卧室。

▲新建文联老同志绘制的崝庐示意图

陈宝箴乐其地之山水云物，在崝庐门上自题榜联云：“天恩与松菊，人境拟蓬瀛。”

陈三立在《崝庐记》中描述崝庐美景，其情跃然纸上：吾父既大乐其山水之物，岁时常留崝庐不忍去，益环屋为女墙，杂植梅、竹、桃、杏、菊、牡丹、芍药、鸡冠红，踯躅之属。又辟小坎种荷，蓄翛鱼。有鹤二、犬猫各二，驴一。楼轩窗三面当西山，若列屏、若张图画。温穆杳蔼，空翠蓊然。扑几榻，须眉、帷帐，衣履皆掩映黛色，庐右为田家，老树十余，亏蔽之。入秋叶尽，亦与霄霞落日混茫为一。吾父澹荡哦对其中，忘饥渴焉。

陈宝箴和家人在这里过着比较安逸的生活，他们不仅栽花种草，还养了不少动物，陈宝箴登上过西山山顶，饱览新建风光，留下了一首七律诗：“西山高处暮烟飞，绝顶苍茫入翠微。彭蠡连江烟漠漠，匡庐溅瀑雨霏霏。乘鸾仙子今何在，跨鹤王乔去不归。四望渺然人独立，天风为我洗尘衣。”

这种陶醉于田园生活的态度，足可见出陈宝箴心地磊落的君子胸襟以及淡泊名利的情怀。在崝庐，陈宝箴遗世观化，与造物者游，由此获得了远离尘嚣的安谧与宁静。悲天悯人，乐天知命，出处恬然，夷然自若，这些极高的人生境界在陈宝箴退居西山的暮年生活中达到了浑然天成。

关于陈宝箴的死因，有的说是一场小病，有的说是一条缎带，也有的说是一碗毒饮……于陈家、多少辛酸泪，于世人、都付笑谈中！

陈宝箴在生命的尽头为后人留下了六字遗训：“不治产，不问政。”这或许就是这个文化世家不求闻达、潜心治学、大家辈出的重要思想根源。

“左列钟铭右谤书，人间随处有乘除。”曾国藩写给弟弟曾国荃的这一诗句，又何尝不是对陈宝箴一生最好的写照！

（作者：晏承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