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往事之——从《型报》到《九江日报》

■ 冯晓晖

概述：

1949年6月10日，《九江日报》创刊发行。

1949年6月2日，市军管会发布接管布告，要求原伪政府及公营企业、市政企业各部门之供职人员，均应照常供职，并将过去所有资产、卷宗、档案、表册等向市军管会办理交待。物资接管处、交通接管处、文教接管处、军政接管处、公安局分别接管所属单位。

是日，军管会没收《型报》社，宣布归人民所有。6月10日成立《九江日报》社，由市军管会直接领导，社长李定坤。9月1日，定为地委机关报，由中共九江地委直接领导。

评述：

1861年九江开埠，外来文化随着西方的兵舰、传  教士和商人们在浔阳江畔登陆，新闻报纸、电报电话等近代资讯媒体首先在九江立足，再以此为起点向全省传播。

1890年，江西省第一份报纸《Thechurchadvocate（教会倡导者）》在同文中学诞生。1904年，第一份官商合办报纸《江报》在九江创刊。清末、民国期间，有明确记载的在九江（含下属县）出版发行的报纸、周刊近百种，《九江日报》《浔阳晚报》都是当年报刊用过的名字，民国的《九江日报》自1919年创刊，出版发行近20年，在本地及周边都有较大的影响力。

1938年日寇侵占九江，百业萧疏，1945年光复后，九江也没能恢复元气，新闻出版业大不如前。到了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九江本地只有《型报》尚有一定的发行量和影响力。

1945年11月20日，《型报》在吉安市永丰县创刊，为不定期八开小报，该报与九江并无关系。当年在吉安办报是有其特殊背景的，由于日寇侵略，南昌被占领，民国江西省政府机关迁往吉安泰和县，江西的印刷厂原都集中在九江、南昌两市，亦跟随着政府将机器设备搬迁至吉安、泰和、赣县一带，直到抗战结束后，这些印刷厂家也随之迁回原址。1946年3月，这份吉安永丰县的小报迁至九江，同年5月16日改为日报，每日出对开一大张。

《型报》的企业性质为民办私营，采用董事会领导下的发行人负责制，董事长初为世界著名学者、植物学家胡先骕（中正大学校长、庐山植物园创建人），监事长为民国永丰县卸任县长常赐如（到九江后改任董事长），发行人为永丰县政府卸任秘书余天问。曾有研究者称，《型报》与国民党官方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实际上常赐如和余天问都已在官场上出局，他们创办《型报》并带着它离开曾经任职的永丰县转到九江，显然是基于商业目的。

报纸的老板很有眼光和魄力，扎根九江后，《型报》很快压倒本地报刊，成为在本市及周边省份都有较大影响力的地方新闻媒体。不仅在湖口、德安、瑞昌等下属县分销处，在省内亦远及永修（民国期间永修属南昌）。在省外《型报》的分销处遍及湖北黄梅、武穴、麻城，在安徽，它还是安庆市、宿松县、望江县、太湖县等地发行量很大的报纸。

1947年，由于内战局势不稳，夏都庐山日趋萧条，国民党党报《中央日报庐山版》也难以为继，因此将印刷发行业务委托《型报》代办。当年8月，《型报》发行分刊《庐山报》，到此，《型报》也走到了顶点，能接替国民党党报在夏都发行日报，已不是一般身份的地方报纸了。

《型报》在九江的这些年，不仅有较大的社会影响力，也出过一些知名的记者、文人。据笔者查询，军旅作家彭荆风在《型报》做过练习生，他的短篇小说《驿路梨花》被收录于现在的人教版初中语文课本；文化传播者周达民在《型报》做过校对，当代诗人吕亮耕曾担任过总编辑、主笔。

1948年下半年起，九江的经济形势愈来愈差，各行各业趋于关停倒闭，报纸也没了市场。1949年初，由于我军占据江北，航运受阻，《型报》的省外发行断绝。1949年4月23日的《申报》，在《安庆去来》一文中介绍安庆的形势，提到“过去九江的型报，在安庆、望江、宿松、太湖是一个大的销场，现在亦因为战争隔断了。”

1949年5月17日，九江解放。6月2日，市军管会发布接管公告，没收《型报》社，宣布其归人民所有。6月10日，《九江日报》社成立，社长李定坤。在《九江日报》创刊号的头版的左上角，刊登了《九江军事管制委员会关于没收型报的决定》，明确指出“型报长期以来以私营为掩护，实际是国民党反动派中宣部直接领导的宣传机关。”

关于《型报》的所属性问题，后来的研究者也有不同看法，有人提出它还刊登过支持我党的文章。笔者以为，这种讨论并无太大意义，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发行且有较大规模的报刊，必然会刊登后人看来有很大问题的言论，比如“剿共”之类的言辞，这是新闻媒体所无法避免的。

政治宣传是我党高度重视的工作，在人民解放战争中，宣传部门将独立办报和印刷出版工作放在第一位，比如《解放日报》的发行就是国共第二次合作期间我党提出的先决条件。

解放战争期间，我军解放任何一座城市后，除军管单位外，首先要建立一报（当地日报）一店（新华书店），这两个单位最早开展工作。没收当地报社，启用印刷厂，迅速印发传单、公告等，是维护社会稳定、宣传我党政策的重中之重。

因此，《型报》的故事也应该结束了，它必须将自己的位置让给新中国的《九江日报》，这是旧中国所有新闻报刊必然的结局，这是社会变革与发展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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