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往事之——

收回牯岭租借地

■ 冯晓晖

概述：1936年1月1日，庐山管理局局长蒋志澄与英国驻汉口总领事默思，代表中英双方举行交接仪式，至此，牯岭英租借地正式交还中国政府。

评述：

有两块地，对九江近代历史产生过重大的影响。第一块地很小，只有150亩。它就是位于昔日九江府城以西的英租界。依据《中英天津条约》，于1861年被英国占据。第二块地不小，有几千亩，它就是庐山牯岭英租借地。1895年，中英签署了 《牯牛岭案件解决协议条款》，明确了英国商人李德立租用庐山牯岭用于商业地产开发。1904年，又签订了扩张租地范围的“推广租地合约”。

租界对中国主权的侵害极大，也最令本地民众愤慨。九江收回租界的运动一直在风起云涌地进行。而牯岭租借地的影响则小很多，虽然也有欺诈、侵权行为，但牯岭租借地基本遵循商业开发模式，与当地民众形成一定的互利关系，因此产生的纠纷较少。

1926年11月，北伐军占领九江。在中国共产党的发动下，九江人民的革命热情愈发高涨。1927年1月6日，九江英租界被大批民众冲击。3月15日，武汉国民政府正式收回九江英租界。在九江收回租界的过程中，牯岭公司也自知难保，主动提出将租借地交还中国。但国民政府仅收回了庐山警察权，租借地内的行政、财政仍归牯岭公司管理。

1927年以后，国际、国内以及庐山的形势也在发生变化。一次大战以后，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反帝爱国运动的兴起，欧美国家在中国的宗教与经济势力已大不如前，以传教士为主要销售对象的牯岭地产步入衰退。1928年起，越来越多中国的达官贵人在庐山上修筑别墅，在1931年成为国民政府的夏都后，牯岭掀起了新一轮由国人主导的建筑热潮，传教士和外国机构也纷纷将自己的别墅卖给中国人，离开庐山。

在这种情况下，牯岭公司的地位就有些尴尬了，他们的辖地内还有蒋介石等人的别墅。有说法称，牯岭公司仅拿出每年收入的几分之一用以支付警务费用，其余收入很大比例转化为自身的超额利润。对于英国政府而言，牯岭租借地却是个鸡肋般的存在，牯岭公司是由多个国家商人投资的股份公司，英国并不能独享其利益，却又要承担责任。

1929年，庐山管理局收回了俄国人在芦林的地约，庐山俄国租借地宣告废除。1933年，英国人表示交还牯岭租借地的意向。中方也认识到，若要发展牯岭，建设夏都，“非将避暑租用地完全收回，无论财务行政及内务行政，统归管理局办理不可”。

1934年8月初，庐山管理局局长蒋志澄开始与英方商讨交还避暑地事宜。谈判进行得较为顺利。1935年8月8日，蒋志澄与英国驻汉口总领事默斯在庐山图书馆举行协议草案签订仪式。草案经两国政府核准，1935年12月30日上午，蒋志澄与默斯在庐山图书馆正式签订《牯岭产业地交还省政府协定》。

协定主要内容如下：

1、经牯岭产业董事会许可，英国同意交还1895年中国政府发给李德立的租契，以及1904年的推广租地合约。庐山管理局同意发给永租契于牯岭产业区内现有各国业主。

2、不问之前转移，只认现业主。庐山管理局土地科负责租契交换，如有争议，须由管理局与业主代表委员会共同商议解决。

3、为维护产业区内中外居民之公共利益，管理局须设立一咨询委员会，其中有外籍委员3人。凡影响产业区内中外居民之公共利益的重要事项，管理局须商询该咨询委员会。

4、允许旧牯岭产业区范围外籍商店继续营业，外国人可以转移获得的永久租契，应照章缴费、纳税。

5、庐山管理局接受牯岭产业区的全部财产与债务以及连带责任，继承旧牯岭产业董事会所享有各该产业之管理权利及利益。庐山管理局应发表全年报告、收支预算以及经过审核的账目。

从协议中也可以清楚地看到，外国人已不享有特权。之前的牯岭公司由市政议会领导，该议会由业主选举产生，全部是外国人。牯岭产业地收回后，庐山管理局成为直接管理机构，所谓的咨询委员会并无实际权限，咨询委员会中外国人不足半数，显然这就是个没有约束力的橡皮图章罢了。

1936年1月1日上午10时，在寒冷的牯岭上举行了隆重而热烈的交接仪式。中外宾客及庐山居民千余人到场。庐山管理局局长蒋志澄与英驻汉总领事默斯相继发言，并宣读中英文协定，原牯岭董事会代表将牯岭公事房的钥匙交给蒋志澄局长。之后，举行了升旗和挂牌仪式，庐山管理局的办公地，遂搬到原牯岭公司公事房。

收回租借地的仪式举行后，在场居民欢呼雀跃，据报载，“庆贺之爆竹，声闻数里，搀以歌声乐声，欢腾情况，空前未有”。当晚，庐山居民举行了“提灯会”，民众参与者数千，“遍山灯火，辉光如昼，至夜11时，狂欢始毕”。元旦是庐山上最冷、居民最少的时候，但全山人都加入到欢庆中来，直至寒夜。可见在主权收回后，百姓们发自内心的畅快之情。庐山被外国人“租借”了40年后，终于完全回到了祖国的怀抱。牯岭租借地的收回，也极大地提振了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

摆脱了外国董事会的控制，完全由国人自主开发的牯岭，会不会有个新气象？事实上，牯岭的开发反而愈发混乱无序。在收回牯岭几个月后，江西省国民政府就向中央提出，因无法负担沉重的管理费用，特申请财政补贴。为什么收回前市政经营得很好，董事会还能有盈利，而收回后却无法维持，还要向中央要钱？了解国民党政府的管理水平，就不足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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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王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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