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渤和他的《辨石钟山记》（中）

■ 刘文政

《辨石钟山记》保存了重要的史料。《石钟山记》开篇“《水经》云：‘彭蠡之口，有石钟山。’郦道元以为：‘下临深潭，微风鼓浪，水石相搏，响若洪钟。因受其称’。”但在现今能见到刊行于世的《水经》和《水经注》诸版本，如明代的黄省曾本、朱谋玮本、严忍公刊本，清代的沈炳巽本、赵一清本、全祖望本、聚珍版戴震本，至近现代王先谦《水经注》合校本、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印行的王国维《水经注》校本及1995年1月岳麓出版社出版的以王先谦合校本为底本的点校本，都未见上述这段文字。

为什么不见了呢？学者们根据李渤的引文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探讨和考证。

首先认定原本肯定有这段引文的记载。为《水经》作注的郦道元是北魏人，距李渤作记只300来年。年代不算久远。李从《水经注》引用这段文字应该是靠得住的。

我们现存诸版本中也可以找到蛛丝马迹。《水经》有“彭泽县西”条。即今鄱阳湖口的记载。郦道元在此段庐水条下注：“秦始皇、汉武帝、太史公司马迁咸升其岩（庐山三石梁），望九江而眺钟（石钟山）、彭（彭蠡湖）焉。”今见郦注还保存了对距离石钟山九公里大孤山即孤石（今称鞋山）有详细的记载。现存诸版既提到了石钟山，又对它周边的小山都有记述，断不会撇开它而不录。

到底问题出在哪里？王国维先生《观堂集林》载有郦注多种版本跋文。从跋文得知，南宋所见初刊本，仅残存十一卷有奇。另王见明《永乐大典》本，河水至丹水二十卷，虽知有张穆所校《大典》全本，而未及见。说明《水经注》到南宋就见不到完整的版本。《永乐大典》也只收集到一个残缺本。所以，以后各版本都是东拼西凑，残缺不全，不可能凭空补齐。李记那段引文正好在残缺之列。幸好李渤在文中把它完整地引用了。否则，后人就无法知道《水经》和《水经注》中有石钟山的条目。

宋元丰七年距南宋也只四十多年时间。苏轼当时未必能见到一部完整的《水经》和《水经注》版本。苏记中的那段引文应该是从石钟山李渤《辨石钟山记》刻石中转抄过去的。因为苏轼第一次到石钟山与吴文干刻石只稍滞后250年。当时刻石应该没有损毁。

由此可见，能保留古籍中的这一珍贵资料，李渤的《辨石钟山记》是唯一。功莫大焉！

为什么苏轼的《石钟山记》那么火红，而早于他280多年的李渤的《辨石钟山记》后代却一直火不起来呢？那是因为遭到了苏轼的嘲笑。苏在《石钟山记》中毫不含糊地“笑李渤之陋”。李渤17岁写的文章，虽然李渤后来比苏轼的官阶大，但文学方面的声誉却敌不过苏轼。李渤的《辨石钟山记》被这后世的大文豪致命一击，还能红得起来吗？

李渤这篇文章到底陋不陋，可笑不可笑？值得探究。

苏轼在《石钟山记》中有一警句：“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可乎？”他之所以说李渤记陋，是认为李在文中提出的观点是未“目见耳闻”而得出的“臆断”。其实，对于石钟山李渤的目见耳闻比苏轼多得多。他在白鹿洞读书多年，鄱阳湖口就在不远的东面。他“寻纶东湖”，连钓鱼都到那里去，那是熟识不过了。苏轼才第一次路过，下车伊始。在熟识的程度上能比得过李渤吗？李对于石钟山的考察那是花了功夫的。“寻纶东湖，沿澜穷此，跻崖穿洞，访其遗踪。”攀了崖，钻了洞，还考察到了水的尽头。苏轼只是坐在船上看看风景。那差得远。

李渤“次于南隅，忽遇双石，敧枕潭际，影沦波中。”为此双石他反复走访湖滨老百姓。老百姓告诉他此石“有铜铁之异”。李渤对老百姓的话进行验证，敲击了那双石，一听“南音涵胡，北音清越。枹止响腾，余韵徐歇。”可是苏轼来时双石被浪冲塌或淹没。他没见着，无法“扣而聆之”，当然无法理解李渤所说的一切。湖滨百姓世代生于此，是很懂得石钟山的。李渤“询诸水滨”，求取真知。而苏轼说“而渔工水师，虽知而不能言”，不肯枉过。明眼人一看，两人境界便立分高下。

李渤在这一带生活多年，热爱这方乐土。他认为是鄱阳湖的水滋润了石钟山，山上的石头凝聚了大自然的精灵，成了“石钟”，所以才能发出有“铜铁之异”的奇妙声音。这个思想认识高度不是一般人所达到的。也很难被一般人所能理解的。苏轼却说：“而陋者以斧斤考击而求之，自以为得其实。”这样的指责，对李渤真是不公平。

石钟山名的由来，是多元取向的，远非一经“目见耳闻”便可奏效的。李渤与苏轼同样“目见耳闻”，却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

就拿苏轼自己来说，他六月份到石钟山，正是汛期，鄱阳湖水位高。他看到与听到的是“则山下皆石罅，不知其深浅，微波入焉，涵澹淜湃而为此也”。“有大石当中流，可坐百人，空中而多窍，与风水相吞吐，有窾坎镗鞳之声，与向之噌吰者相应，如乐作焉。”如果他在深秋或冬季来，看到的就非如此。曾国藩在石钟山与太平天国军转战多年，春夏秋冬四季“目见耳闻”，所以他就看出了苏文的破绽。他说：“石钟山者，山中空，形如钟。东坡叹李渤之陋，不知坡亦陋也。”彭玉麟作为长江水师提督驻守石钟山多年。他在《石钟洞序》中说：“没事滨江倚湖，冬潮落，则门出焉。透漏玲珑，莫可言状。蜿蜒行，屴崱如龙。左右旁通，上下数叠，曲折宽敞，可容千人。盖全山内空，如钟覆地。而上钟山亦多空洞，且上锐下宽，似疑以形论，不以声论。苏子所谓‘窾坎镗鞳，噌吰如乐作者’，乃过其门，未入其室也。”

湖口“三老”之一的杨赓笙在《登下钟山感苏记赋》中也嘲笑过苏东坡：“莫漫嗤人简陋多，强词可奈长公何？鸿泥只向湖边印，鸠杖从无洞里过。釜覆罄垂形宛在，水撞石搏意全讹。文章信美仍疏漏，夜半扁舟误老坡。”

当然，苏轼的《石钟山记》从文学角度来欣赏那是很有艺术价值。苏公以其渊博的学识和机敏的联想，颇富个性色彩的解说，为石钟山更增添了人文的魅力。但从地理学的角度来考察，苏说并非千古定论。他笑李渤陋，其实后来也多人笑他陋。

石钟山命名的多元化取向

石钟山的名字，最早见于古籍是在汉代，桑钦《水经》云 ：“彭蠡之口，有石钟山焉。”清代王谟在《江西考古录》中又云：“禹疏九江，石钟山正其疏凿遗迹。”从近年山中泛舟崖考古发掘，其中遗存资料证明，商周时期确有人类在此从事渔猎活动。但石钟山山名的来历，为什么称这个名字，其根据是什么？数千年来，历代有识之士各抒己见，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至今还没有一个为大多数人所能接受的定论。

北魏郦道元在《水经注》中说，下临深潭，微风鼓浪，水石相搏，响若洪钟，因受其称。郦道元此说，李渤说他“谬”，苏轼说他“简”。其实他是最早提出这一命题的，是以声命名的始祖。

李渤见“双石”（即石钟），扣而聆之，南音涵胡。北音清越。枹止响腾，余音徐歇。说得直白一点，就是山中的石头敲起来作钟响，所以叫石钟山。

苏轼则认为是，山中空而多窍，与风水相吞吐，发出噌吰、窾坎镗鞳之声。他故弄玄虚地说，这声音像周景王之无射（古钟）和魏庄子之歌钟（古钟）的声音一样。所以才叫石钟山。

苏说与郦说相近，与李说相悖。但三说有一共同点，就是都从声的角度来找命名依据。姑且叫“以声定名”论者。

明代景泰以后，有人对以声定名提出质疑。邱浚在《后石钟山赋》中说：“石之在水兮，不能自鸣，必风涛之搏激兮，然后滂濞而訇砰。风或有时息，波亦有时而平。名山者，顾（反而）舍其天然常有之巍巍，而下取夫适然作辍之硁硁。吾恐古君子正物名以明民，不如是之浮缓不情也。”意思是说，以声命名不对，风浪撞击有声，无风净浪没有声音怎自圆其说呢？

罗洪先在其《石钟山记》中说得更直白：“余过湖口，临渊上下石钟山，皆若钟形，而上钟尤奇。”并指出“东坡舣涯，未目其麓，故犹有遗论。”这是“以形定名”论者的观点。清代的曾国藩、彭玉麟等都支持罗洪先的说法。

晚清胡传钊又提出了个“声形兼俱”论。他在《石钟山志·序》中说：“水石相搏，响若洪钟，其声奇；上锐下广，中空而如钟，其形奇。”

20世纪80年代，湖口人刘荣喜撰写过一篇《湖口石钟山山名探考》。他着重从两个方面进行探讨。一是从地质角度，他认为上下石钟山都是由石炭纪的石灰岩所构成。数亿年前，石钟山地区曾是一片温暖的汪洋大海，属古扬子海槽的一部分。构成石钟山的石灰岩，就是在那种特定的环境下缓慢形成的。石灰岩是一种沉积岩，主要由碳酸钙组成。在沉积过程中有其它物质混入，如铁矿等其它金属物质。因此敲起来作叮当金属声。

另一方面他从训诂角度对“钟”字进行考证。他说，石钟山名最早见于汉代，那时钟的含义与现代不同。公元1世纪许慎的《说文解字》说“大鐘谓之镛，从金，庸声”。“鐘，乐鐘也。”就是当时的编钟之类。如在汉时说石钟山“如钟覆地”，那可是特大的钟，当名“石镛山”。所以他对以形定名也持否定态度。他对石钟山定名提出这么一个设想：上下两座石钟山及其内外似有无数架编钟，而每一个石灰岩小洞穴就如一个单个钟。由于每个洞穴大小不一，形状不同，石灰岩构造质地不一样。微风吹来，回音震荡，循环往复，经久不绝，酷似演奏编钟一样。这就是他认为石钟山山名的由来。

石钟山得名缘由本来就具有多元性。石钟山是比喻式的称谓。构成比喻的二者有某一相似点，或某些相似点。而相似的认定，带有很浓的主观色彩，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像“淮阳”“山阴”这一类解说式的地名只有唯一性。所以对石钟山得名的探考成为了一种学科。它的结果倒不很重要。但在探讨过程中引发的哲学、社会学、地学、生态学乃至训诂学等等方面的问题倒很能吊起了人们的求知胃口。比如李渤“若非泽滋其山，山含其英，联气凝质，发为至灵，不然则安能产兹奇石乎？”这种把对大好河山的热爱的社会学心理提高到这一玄妙的高度，确实让人深思不已。

苏轼“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可乎？”告诫人们对事物作结论前，要注重亲自搜集第一手资料，不可妄加臆断。无论是过去、现在，乃至将来，这一哲学观点，对文人来说都是金玉良言。

罗洪先、曾国藩、杨赓笙等人对苏说的质疑中都贯穿了一个哲理：看待某一事物既不能主观臆断，也不可以偏概全。要全面地，客观地，由表及里地分析研究，而得出科学结论。否则，笑人陋者人笑陋。

在诸说中，李渤也是能存于世的其中一说，何陋之有？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