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使命

■ 南山一松

作家该写什么，或者说作家的使命是什么，本该是个不需要争论的问题，但却一直争论不休。莫言说：“文学作品永远不是唱赞歌的工具。”此言一出，立即遭到很多人的批判，比较多的声音是他在抹黑。文学需要艺术的真话，但真话既不是一味地赞美，也不是一味地批判。

早在几千年前，《论语·阳货》就提出：“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孔子对《诗经》的社会功能做出的解释，可以看作是早期的文学理论。怎么理解“兴观群怨”呢？文献资料定义为：“兴”，就是指《诗经》可以引起人的联想；“观”，指阅读诗经可以观照社会，观风俗盛衰，形成对社会的认识；“群”是指聚集起来，也就是同别人交朋友；“怨”即不满，指抒发对社会现实的不满。由此可见，文学作品一开始就是既可以赞颂美好，也可以揭露、鞭挞邪恶的。它不单纯局限在唱赞美诗！

《诗经》中有赞美美好爱情的《静女》，有通过逼真刻画来鞭挞负心汉的《氓》；有对同仇敌忾团结一致杀敌报国的精神的歌颂的《秦风无衣》，也有厌恶战争谴责统治者无休止发动战事的《君子于役》；有赞美劳动愉悦的《芣苢》，也有揭露统治者贪婪残暴的《硕鼠》。不仅《诗经》年代如此，就是后世唐宋元明清，乃至现代，真正有生命力的文学，都是严肃反映社会真实生活面的。杜甫在当时代，文名并未盖过同时代的李白、高适、王维等，论作品的艺术境界，杜诗不一定比得上王维的诗，王维的诗“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历来成为定论；李白当时的文名也是大大超过杜甫的。为何到后世，杜甫的名字越来越响，而且他的诗被冠以“诗史”，而他本人被尊为“诗圣”呢？究其原因，就是他的诗思想高于艺术，他几乎每一首诗都是忧国忧民的，《兵车行》揭露统治者的穷兵黩武，《石壕吏》揭露兵役的惨绝人寰的，他从不回避社会的恶，他密切关注人民的疾苦，痛心疾首抨击上流社会的种种恶行和暴行，对统治者的昏庸、残暴、无耻或直接或含蓄进行批判。因此，杜甫才赢得了后人的敬佩。

文学始终是有社会担当的，白居易就明确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创作主张，并且身体力行践行这种主张。他的《卖炭翁》，矛头直指当时的宫廷，不可谓不辛辣。

翻开文学史，可以说，那些留名青史的古今中外著名作家和作品，没有不是艺术地真实再现社会生活的。宫廷文人自古中外就多如牛毛，但没有哪个靠昧着良心唱赞美诗耀古烁今流芳百世的。李白三年御用文人的生活，每天跟在唐玄宗、杨贵妃身边为他们写赞歌，肉麻的诗应该写了不少，可我们今天能见到流传于世的，都是李白写山川风物的美好，一泻胸中块垒的作品。

吴承恩、蒲松龄、吴敬梓如果不艺术再现当时社会的真善美和假恶丑，今人谁会知道这些个落魄秀才？托尔斯泰如果不直面现实，世人谁会知道北寒之地的那位贵族？世上有钱的人多了去！如果雨果的《巴黎圣母院》，只有歌颂人性的美，而没有揭露上流社会的肮脏丑恶，恐怕它无法承受世界名著之头衔。

就是革命文学家们，典型的如鲁迅，他简直是每一笔一画都深入到人性的骨髓，他连底层可怜人的狡黠、麻木、怕硬欺软等人性弱点，一丝一毫都不放过，阿Q、杨二嫂、闰土、孔乙己、鲁镇男女、吃斋信佛的柳妈等，哪个人物不是既可怜又可恶的？先生写他们身上的闪光点，同情他们的命运，但也不放过他们自身的弱点，可谓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可以说，世上一切真正伟大的作家，他不只关注风花雪月的美好，也鞭挞现实的假恶丑，但目的都是为了改良社会，让社会发展得更美好。俗话说：“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那些整日昧着良心瞎着眼睛面对他人苦难还要唱赞美诗的人，若不是失去了起码的人性，就是别有用心。

有人说，特定的历史时期，文学往往比历史真实，就是因为历史是胜利者的历史，而文学是来源生活而高于生活的。真正的文学家，不仅高歌时代的进步，点燃奋进的希望，更是可能负荷人类的苦难，为黑暗中摸索的人提灯照明的。真正的文学家可能个人命运多舛，备受生活的摧残，甚至流亡异国他乡，但他们的生命在作品中得到永生。

有的人活着，作品早死了；有的人死了，作品至今鲜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