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立证明书》

　　兹有朱世熏之子祈有年二岁承祧于朱世坤一半为嗣，特此证明，凭证明人五乡代表朱子昌、朱志鹄、朱北求、朱紫渠。公历一九三0年十月十四日，修水县第三区第五乡苏维埃政府印（盖章），此证。

　　这是一张普通、特殊、珍贵的“证明书”，保存尚好。虽历经90多年风尘侵蚀，纸质斑黄，仍字迹清晰，遒劲有力。

　　说它普通，这是新中国成立前赣西北农村地区常见的一种“承祧契约（证明）”，有“承祧、继立、承继、过继、兼祧、承嗣”之分，一般使用规格550×390mm普通宣纸书写，一式三份，证明方与出、入祧双方各具一份。这是其中的一张，从“继立证明书”内容看，是一种“兼祧”证明。

　　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在封建社会的宗法制度下，人们非常重视家族的继承，让家族香火有继，是家族男丁最重要的义务。若家族男丁成员中因各种原因后继无人，则从近支亲族中选择一位后辈入嗣，是为“承祧”。若一方将一个儿子承祧一半给没有儿子的兄弟，即“兼祧”，又称“一子两祧”，兼祧是承祧的特例，这种民间习俗起源于乾隆年间。承祧（嗣）有严格的规定：必须宗族同意，辈一致，亲疏由近及远。旧时承祧仪程由宗族族长主持，族中有名望的乡绅为证明人，在两家自愿的情况下，订立契约（证明）。

　　土地革命时期，由于革命斗争残酷，苏维埃政府为解决苏区群众的后顾之忧、考量当时环境下“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传统观念，废除“族长主持，乡绅证明”、拜神打醮、谒祖飨宴等繁琐的承祧仪程，通过宣传鼓动，简化手续、充分遵循自愿原则，主动为参军参战支前而牺牲的烈士，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的苏区群众，因瘟疫、疾病、灾难等原因死亡、鳏老无后的人家，依照承祧条件，在近支亲族中承祧年幼男丁为嗣，为这些家庭延续香火，出具相关“证明文书”。

　　说它特殊，是这张“继立证明书”中证明人不是约定俗成的“宗族族长、名望乡绅”，而是苏维埃政府的工作人员。四位证明人均为今水源乡街口村人，朱志鹄、朱北求（球）、朱子昌是湘鄂赣修水苏区有名的革命烈士，朱紫渠虽未评为革命烈士，但为革命作出过贡献。

　　朱志鹄（1905-1933），1923年考入江西省立第六师范学校，在校加入中国共产党，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学员，修水农民运动领导者之一。曾任三区五乡党支部书记、中共修水县三区区委秘书、修水县地方干部政治训练班主任、修铜宜奉边工委筹委会主任等职。1933年秋，因“左倾”肃反扩大化被诬为“改组派”遭到关押。同年冬恢复名誉和自由，不久病逝。

　　朱北球（1900-1934），1927年冬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三区五乡党支部书记、中共修水县光华区委书记、修水县武装工作队政委、县委巡视员分管大桥工作团等职。1934年7月遭敌逮捕，壮烈牺牲。

　　朱子昌（1889-1934），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三区五乡土地委员、乡苏维埃政府主席等职。1934年7月被敌抓获，惨遭杀害。

　　朱紫渠（1907-1931），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白桥农会会长、三区五乡工会委员长，中共修水县三区区委秘书等职，1931年2月因牵涉“恋爱研究社”一案而蒙冤被害。

　　说它珍贵，是这张加盖有“修水县第三区第五乡工农兵苏维埃政府印”，落款日期为“公历一九三0年十月十四日”的“继立证明书”，是土地革命时期苏维埃政权管理社会事务、行使行政权力的见证，具有一定的文物价值。

　　往事越百年，古今成记忆。让时光回溯到风起云涌的土地革命时期，寻究这张“继立证明书”背后的尘封故事。

　　1928年9月，黄公略率红五军一部进驻水源圣峰山，在红五军的支持下，经县委决定，重建修水县工农兵苏维埃政府，驻圣峰山新寺。这时，仁乡水源成为湘鄂赣修水苏区活动中心，建立了三区五乡苏维埃政府。至1930年“红色五月”大暴动后，修水县先后建立起7个区63个乡苏维埃政权，县三区苏维埃政府先后驻沙湾三帝殿、水源街口铺，三区五乡苏维埃政府驻水源黄泥塘、乌沙丘等地。《继立证明书》中“凭证明人”朱志鹄时任三区区委秘书、朱北球时任五乡党支部书记、朱子昌时任五乡苏维埃政府主席，朱紫渠时任五乡工会委员长。

　　苏维埃政权建立后，开展“打土豪分田地”，平粜谷米，废除封建奴化教育，取缔鸦片烟铺……社会风气一时大变，面貌焕然一新。但是，在残酷的对敌斗争中，不少参军参战的青壮年为革命牺牲、失散，加之“挨户团”等反动民团烧杀抢掠，灾荒频发，瘟疫流行等原因，造成苏区人口特别是男丁急剧减少。

　　仅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修水就有4万多人参加红军，10万多名仁人志士在参加秋收起义、两打长沙、五次反“围剿”等革命斗争中壮烈牺牲，登记在册烈士10321人，是江西省六个万人烈士县之一，为中国革命事业作出了重大牺牲和重要贡献。

　　朱北球烈士之子朱正平回忆说：“土地分产到户当年（1930年），三区五乡苏维埃两次在景福殿召开‘扩红’大会，乡苏主席朱子昌一声号召，全乡先后共有290多名青壮年报名参加红军。仅街口铺圣学屋一次就有朱祈桐、朱世栋、朱世咏等7人参加红九师（红十六军九师）。”他们中绝大多数牺牲在后来的革命战争中。据民国15年（1926年）王少竹所撰《水源婴育志地图说》载：“是地也，管辖之址。纵横约十五里许，户口二千余家，男女居民七千余口，姓氏八九氏。”兵连祸结，瘟疫灾荒，导致灭门绝户，人丁凋零，及至1936年打清醮按丁摊费时，水源只剩下2600人，半数家庭绝户。“继立证明书”出、入嗣双方所在地圣学屋死绝16户，由1926年的42户158人锐减至1936年的26户61人。

　　《继立证明书》中朱世熏、朱世坤是弟兄俩，系三区五乡苏维埃第四村（今水源乡街口村）人，哥哥朱世坤是个无儿无女，年近半百的贫困鳏夫。1930年弟兄两人作为三区五乡支前民工参加了“红色五月”扑城，“两打长沙”等战斗。朱世熏为解决哥哥的后顾之忧，提出将独子朱祈友承祧一半给朱世坤。苏区干部了解情况后，不厌其烦，上门服务，为朱世熏、朱世坤两家办理“过继证明”，并救助家徒四壁的朱世坤一床棉絮和两斗米。朱世坤深为感动，革命的劲头更足。

　　说到“继立证明书”，街口村村民朱礼立耳熟能详：“我爹就是我亲爷爷过继给我爷爷的，两个爷爷是同胞兄弟。我亲爷爷朱世祯，1903年生，曾就读于黄埔军校武汉分校，以教书为名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暗中革命；我当红军的爷爷叫朱世栋，1906年生，他是1930年参加红十六军的。爷爷参加红军后一去不返，只听说牺牲在湖北阳新红军医院。我爷爷膝下无子，他参加红军的那年，经乡苏维埃政府出具证明，我亲爷爷将8岁的儿子朱祈德过继给当红军的爷爷为嗣子。”

　　据近百岁老人朱正平、朱世英、朱中祥等回忆，这种由苏维埃政府出具的“证明书”在当年苏区一带屡见不鲜。1930年9月，年仅20岁的红三军团战士朱卫斌（朱渭滨）在攻打长沙战斗中牺牲，就是由经苏维埃政府作证过继其房兄之子年仅1周岁的朱里伏（朱礼服）承祧为嗣。朱里伏踏着烈士的足迹于1949年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退伍返乡后，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终生务农。

　　如烟往事随风逝，似水流年逐浪来。凝视着这张“继立证明书”，我们仿佛看到了当年苏区干部“自带干粮去办公，日着草鞋干革命，夜打灯笼访贫农”的情景，见证着密切联系群众，为民办实事，想群众所想，急群众所急，解群众所忧的苏区干部好作风。“继立证明书”从一个角度印证了苏维埃政府执政为民的伟大实践，有利于动员、组织和发动民众进行革命，赓续红色血脉，扩红支前，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围剿，巩固和发展苏区。据党史专家考证，这种苏维埃政府出具的“承祧（继立）证明”文书，目前发现较少，对研究湘鄂赣革命史有一定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