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哥哥

■　罗 伟

孟子《跬道》：“长兄若父”。父母养育子女是法定义务，兄长供养弟妹是血缘亲情，我的哥哥就是这样的兄长。

哥出生的那年，赣江发大水，一年辛苦的水稻泡在田里，农民望水兴叹，又是灾荒年。妈妈“坐月子”和平日没有两样，到菜园里割些芥菜，放把米，再添点红薯，煮成糊粳吃，哪里还有奶水？哥哥饿得直叫唤，瘦得一身骨头。全家靠妈妈种点旱地，她是一家的主要劳动力。

哥五岁那年，听到日本鬼子要来，村上人都赶紧外出逃难。打听到爷爷奶奶在抚州，父母捡了几件衣服，带上姐姐、哥哥往南昌方向走。牵两个小孩，肩上又背了个包袱，一天走不了多少路。无奈请了辆同是逃难的手推独轮车，一边放东西，一边坐着两个小孩，走到进贤，逃难的人越来越多，天上有鬼子飞机盘旋，不时有炸弹爆炸声，难民不顾一切地往前挤。过一条小沟，不小心独轮车翻倒在水里，哥哥坐在前面，被压在底下，姐姐在上头，还是喝了不少泥巴水。哥姐二人全身都湿透了，没有衣服换，硬扛着到了抚州。妈手一摸，他们头上发烫，高烧不退，吃退烧药不见好。姐姐身子弱，几天后就夭折了。爸爸用席子一裹，托人丢在后背山上，土都没埋全，山上的野狗……

哥还是熬过来了，一家三口随爷爷到南昌，再坐帆船到吴城。这时吴城已沦陷，木行已被鬼子占领，爷爷和爸爸刚走到屋角边，见几个鬼子兵把守，转身就走，鬼子紧追喊话“八格牙鲁。”“砰砰”的子弹声从耳朵边飞过，爷俩吓出一身冷汗。爸妈和哥只得住进天主堂的女校里，钟楼上有荷兰国旗，日本兵不进去。大家躲进了避难所，有个暂时安身的地方。

抗战胜利后，我上头添了个姐姐，全家住在外公周家的后背山。才十二三岁的哥哥，成了妈妈的好帮手，种菜、砍柴、割猪草，借种了外公的几亩水田，把一头大牯牛也借来用。一个十来岁的小孩干起了成年劳动力的农活，吃力的程度可想而知。我就像条尾巴成天跟在哥的后面。有次我在田埂上捉蛤蟆，遇上两头牛牯斗角，输了的牛拼命往有人的地方跑，赢了的在后面直追，眼看牛蹄就要踩着我了，哥丢下犁耙从水田里跑过来，用身子把我按倒在地上，两头牛牯紧挨着头跳过去，后面一头牛的牛蹄带到了哥的褂子。他被拖拽了几丈远，手脚为此痛了好些日子，我却安然无恙。

农村的夜晚，天黑得早。点盏油灯，哥哥坐在屋堂前背《贤文》《三字经》。昌邑乡方圆几十里，只有鹿苑寺小学这一所学堂。父母觉得孩子还是要读书，哥因而上学了。他在家读过些私塾，一入学就读三年级，在班上总是前几名。到五年级时，我虽没上学，却喜欢跟哥去学校玩。一到六年级都在一个教室，各读各的书。每个礼拜六都有周会，学生自愿上台表演节目，大点的都害羞，不肯上台。我还没上学，会唱几首儿歌，边唱边比划，手舞足蹈。只要没人上台我就上，懵懵懂懂不晓得害怕。到邻村同学家玩，我怕狗，哥哥把我骑坐在他颈脖子上“打马颈”。

土地改革，昌邑开展得轰轰烈烈。打恶霸，斗地主，分田分地贫雇农。我家划为“自由职业”，哥有些文化，当上了农会文书，土改工作队负责人要派哥去南昌“八一革大”学习。在南昌工行的舅舅设法为他找了份在汽车公司的工作。父母考虑先工作，赚钱补贴家里更实际。舅舅家孩子多，生活本身就很紧张，哥那段时间都在舅舅家吃住，在舅舅的帮助下，他进了八一商场对面的汽车公司，当了名售票员。不久又考上了市政府举办的“习英补习班”。补习班结业后，哥哥分在六眼井派出所，成了一名民警。

昌邑西门的陶绪忠在土改时受到牵连，小女波妹无人管，只好寄宿在南昌新华书店的姐姐家中。我妈打听到后请人到家中提亲，两人见面，他们还在鹿苑寺小学同过学，双方十分满意，哥的婚姻大事就这么定下来了。

哥哥工作不久，一个月就三十多块钱工资，将波妹和我安排到郊区顺外小学读书，所有费用都全靠哥一人负担，其艰难可想而知。派出所晚班多，有几角钱的晚班费。同事们都说，就是忙到通宵他都舍不得买些吃的，落下个胃肠病，多年才愈。

读初中，升高中。波妹的一切开销继续由哥负担。我离开三年后又回到哥身边读六年级。二十来人的瓦子角派出所，就我一个小孩，大家都喜欢逗我玩，俨然像是所里一员。尤其在抚河公安分局，人多地方大，我和哥睡一张床。单位食堂一人一碗菜，兄弟俩合吃一份，你推我让最后还有菜剩。碰到烧猪脚、烧板鸭这些的好菜，一份菜也只有三五块，哥还总是往我碗里夹。他养成了少吃菜的习惯，至今改不过来。他一个人的工资，要管三个人的开销，哥的担子好重，直到波妹高中毕业，留二中校办工厂，前后近十年。我也同样受哥的照顾，直到参加工作。

哥嫂总算是结婚了，过了几年平静的日子。他还是在刑侦科，案件多，工作忙，经常有突发事件，通宵达旦是常事。波嫂不善家务，屋子乱得像个临时工棚。

“文革”时期，公安人员都要下放农村。哥全家下放南昌县武阳，分局的同事们都落户在这里。不久哥嫂两人都进了二轻系统，从公安系统转到集体单位，哥实在不甘心。但生米已煮成了熟饭，无法改变。更没有料到的是，仅仅过了一个多月，公安分局接到省政府文件，全体公安人员返回南昌归口，哥是百般后悔，不该早早进到集体单位。

哥担任灯泡厂子弟学校书记之后，厂领导很满意他的工作表现，所以哥经常要到局机关开会。一次在路上遇到厂里的货车，他正好搭车回厂。车到八一桥桥头时，一位女职工带个小孩拦住了汽车，也要搭车。哥只好把驾驶室的座位让给她，自己爬上车厢。车上拉的是钢板，如遇紧急刹车，钢板会铲到脚。他在公安局曾处理过类似的交通事故，就尽量站在远离钢板的地方。事情就这么蹊跷，过了八一桥，一头猪横穿马路，司机紧急向右拐弯避让，刹车后钢板正好铲到哥的小腿，一阵炽热，裤脚冒血。司机即刻开往二附院。经急救，医生把铲断了的小腿接好，手术还算顺利。没料到几天后，包扎了的断腿感染，只能截肢，否则危及生命。

五十多岁正当年，哥成了只有一条腿的残疾人，这对他的打击如晴天霹雳，跌入了万丈深渊。对于驾驶室让位，他却无怨无悔，只字不提。哥是个坚强的人，用拐棍到装假肢，不到半年就能迈开双腿走路，尽管是一拐一瘸，其中无数次磨破皮，伤口流血，直到长出厚厚的老茧。他不但丢了拐棍，还能骑自行车照常上班，利用业余时间写出了十多万字的《假肢的护理与使用》一书。

哥退休后，工资全部留给三个小孩成家备用，靠打工的收入养活自己。由于哥长期用一条腿骑车，特别费力，坐垫磨坏了睾丸，经手术切除化验为肾癌。我联系了九江的医院，准备为哥做肾切除手术。术前检查时发现，整个腹腔被巨大的肿瘤侵占，癌细胞早已转至肾脏，不能手术。情况紧急，无法和波嫂联系上，后通过其姐才要得她的电话，告诉了她哥的现状。然后就是“失联”，波嫂不再接电话了。可怜的哥与世长辞，我和家人从九江赶到南昌，她还在市区家里迟迟没动身。安葬过程她没流一滴眼泪，作为一个妻子，这般对待死去的丈夫，实属少见。

父母生了我，哥哥养我的时间更长，怎不使我深深地怀念，感恩敬爱的哥哥。

周刊邮箱：jjrbcjzk@163.com

主编热线：135070606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