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见到的宋版《邵尧夫先生诗全集》

■ 熊学明

1982年，全国开展第二次文物普查，星子县发现了一本1975年从墓葬中出土的古籍，名为《邵尧夫先生诗全集》。情况上报至九江地区文教处，当时负责文博工作的吴圣林邀我一道去看看究竟。

该书用硬纸做封皮，外敷绢类丝织物。全书共一百零三页，黄麻纸，蝴蝶装，墨色深润，每页24列，每列20字幅，四周单栏。在各卷目录的上端有黑鱼尾。版高十九厘米，宽十四厘米，封皮后的第一页首行即为“邵尧夫先生诗全集目录”字样，底页印有“德祥”印章两处（未见版权页，是原刻未有，还是后被撕毁，原因不明），字占二格，每字为1.5厘米×1厘米；接下就是各卷篇名，字占一格，一般为1厘米×0.8厘米，（但“邵尧夫先生诗卷七”八个字同目录字体大小又相同）。字体有的雄伟朴厚，有的劲瘦略长。

邵尧夫名雍，谥康节，其先范阳人，幼随父迁共城（今河南辉县），隐居苏门山百源之上，自号安乐先生，是北宋中叶颇负盛名的理学大师之一。他治易学，好预言，隐居不仕，但颇关心时事，臧否人物，与理学开山祖师周敦颐齐名，并与当时名声很大的史学家、政治活动家司马光和韩维、吕公著、富弼等过从甚密。邵尧夫可以说是无书不读，虽寒暑亦不息。他的诗因“源出白居易，晚年又绝意世事，意所欲言，自抒胸臆，脱然于诗法之外，”因此受到很多人的推崇和模仿。当时就流传有“送我一壶陶靖节，还他二首邵尧夫”，可见其影响之深。人们常说的谚语“一年之计在于春，一天之计在于晨，一生之计在于勤”就是出自邵尧夫。

诗集共分九卷，收录318首诗。其中：卷一，72首；卷二，33首；卷三之四（实际上只有一卷，但目录和正文都是如此写法，不知何故。），32首；卷五，35首；卷六，33首；卷七，32首；卷八，42首；卷九，39首。第六十页首行则有“重刊邵尧夫击壤集目录”字样。目录共七卷，格式同《诗全集》，字体与正文相似。接下便为《击壤集》正文，卷之一，5首；卷之二，30首；卷之三，33首；卷之四，31首；卷之五，37首；卷之六，39首；卷之七，38首，计七卷213首。

邵尧夫的文学著作，见于著录的只有《击壤集》或《伊川击壤集》，未见有《诗全集》。星子县出土的这本《诗全集》实际上是由“诗全集”和“击壤集”两部分组成。它们明显区别在于“击壤集”以“吟”为题，有三言、五言、七言不等。为何同一本书会有两种书名，《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有如下记载：“佛语衍为寒山诗，儒语衍为击壤集，此圣人平易近人，觉世唤醒之妙用”。实际上，“击壤集”中的作品也属于诗的体裁，大约是后来编印者见于此，把二集合在一起，按写作时间顺序重新编排，以“击壤集”为书名，致使我们今天看到的仅有《击壤集》而无“诗全集”之故吧。

《击壤集》现流传的有北京图书馆藏元刻本《伊川击壤集十八卷》明初刻本二十卷外诗一卷、明成化毕亨刻本、明末毛氏汲古阁刊本、四部丛刊影印明成化乙未毕亨刊本。此外，因邵尧夫道教思想出于华山道士陈博，所以在“道教太元部贱字礼字二号”中，也收入了“击壤集”。上述各本内容都大致相同，但与《诗全集》的篇幅和内容都有较大的差异。下面仅以“四部丛刊本”为例，加以比较。

首先《诗全集》目录虽著有十六卷，实际上只有十五卷，这与文献记载的“治平三年刊邵子击壤集十五卷”基本一致。所不同的是比初刻内容有增加（有治平三年以后的内容），所以冠以“重编”字样，也是符合事实的，诗句基本上是按照“诗”与“击壤集”分类编排的。而《伊川击壤集》共二十卷，首尾一卷，共1307首，基本上是按写作时间顺序编排，其中尚有他人之作，如司马光、富弼等人的诗句也被收入。

其次《诗全集》共532首，其中有125首未见于《伊川击壤集》。有的虽篇名相同，但内容又完全不一，如两处都有“闻少华崩”《诗全集》的首句是：“熙宁壬子岁，少华忽然崩”，而《伊川击壤集》的首句则是：“变化无踪倐忽间；力回天地不为难”。有的虽只字之差，但意思又截然不同，如《诗全集》“生子篇”中“当日吾年四十五，始方生汝为人父，养育教训诚在我，寿夭贤愚计於汝。吾今耆年时七十，尔正方刚二十五，吾教愿汝成大贤，未知天意肯从否”。而《伊川击壤集》“生男吟”（篇名不同）则为：“我本行年四十五，生男方始为人父，鞠育教诲诚在我，寿夭贤愚系于汝。我若寿命七十岁，眼前见汝二十五，我欲愿汝成大贤，未知天意肯从否”。以上二首诗句都是写生子（或生男），据史料记载，邵尧夫生于大中祥符四年（1011）其长子邵伯温生于仁宗至和三年（1056），其间正好相隔45年。所不同的是《诗全集》“生子篇”明确告诉我们，作者当时年已70，诗句中反映其思想活动，时间的交替也合乎情理，况且在“自咏”篇中也有“年将七十待所为”的诗句。而《伊川击壤集》“生男”篇，则说明作者当时45岁，尤其是在“闲咏”中又出现了“予年四十七，已甫知命路，岂意天不绝，生男始为父”与上文自相矛盾。

上述分析表明，《诗全集》的内容及所涉及的时间比较合乎情理，令人信服。由此又提出了史学上曾争议的另一个问题，即邵尧夫卒于何年？目前多数史料都认为邵尧夫卒于熙宁十年，终年67岁。但宋史疑年录记载邵尧夫终年76岁。从《诗全集》两处七十岁的叙述来看，虽说不能确定“疑年录”提法一定正确，至少可以说邵尧夫终年不止67岁。

该书封面上有手书墨迹，为墓主亲属所作，内容为追述死者生平业绩与嗜好。除此之外，无序无跋、无牌记，也无刻工姓名，从表面上很难确定其版刻年代。经过仔细阅读，发现文中可推其刊刻年代的根据有三，第一，在《击壤集》卷一正文前有“敬室蔡弼  重编”字样，然而查阅有关史料，均未见有蔡弼其人事迹记载，仅在1961年北京中国书店编的《版本知识》中有“建邑蔡子文东塾治平三年刻《邵子击壤集十五卷》”。此文似可说明，该集既然是重编，当然应在治平三年（1066）或这之后的事了。第二，文中诗句很多都是采用纪传体描写，有许多事涉及到具体的时间，如卷八“闻少华崩”诗中有“熙宁壬子岁，少华忽然崩”的诗句。熙宁壬子系北宋神宗在位之年，即公元1072年，这就更明确地告诉我们，此书刊刻时间，最早也不会超过公元1072年。第三，《诗全集》是为作墓主的陪葬品（连同墓主的遗体一起从盛有液体的防腐剂的棺木中出土），查墓主陶桂一的墓志铭，墓葬时间为南宋景定辛酉年（1261），由此推断，该书在公元1261年之前就已刻成。然而，从1072年至1261年，其间相距180余年，如果把刻书时代定在此期间，未免太笼统，最后笔者发现文中多处“桓”字缺笔。据史讳记载，北宋靖康皇帝是赵桓，此书桓字缺笔，大约为避靖康皇帝讳。这位北宋末代皇帝在位时间只有一年，据此，笔者认为，《诗全集》的刊刻时间，可能是北宋最后一年，即公元1126年。该书书品窄小，且校刊不严，或与靖康之难后的国势有关。

就目前所知，《诗全集》是邵氏著作国内最早的刻本，可谓弥足珍贵。其刻印时间与作者生活时期较近，应该说比后来流传的各种版本的内容更真实些。此书不仅对于了解宋代的刻书事业，研究邵尧夫的思想及当时宫廷制度，洛川形势有参考价值，尤其是对考证邵尧夫的卒年，可补其它史料的不足。有极高的学术价值。作为宋版古籍属国家一级文物。2008年，经国务院批准该书又入选《国家珍贵古籍目录》。

1978年起，笔者有幸参加了为落实周恩来总理“要尽快把全国古籍善本书目编出来”的遗愿而开展的“古籍善本编目”工作。开始学习古籍善本相关知识，除对本市公共图书馆古籍收藏情况有所了解外，还利用参加省际验收交流机会看到各地的古籍善本，更结识了一批从事古籍工作的专家学者。故对《邵尧夫先生诗全集》的文学价值及版刻年代作了探讨，并专程到国家图书馆汇报请教，得到了他们的肯定和认可。行前一直忐忑的心终于平静下来，随之而来是一种兴奋和激动，当时我几乎是用肯定的口气说这书应该是“孤本”，此语一出，现场沉默了几分钟，著名古籍版本专家、国家图书馆古籍善本部主任李致中提醒我说：“小熊啊！中国之大，世界之大，你怎么能说是孤本呢？”听他此言，笔者顿时一阵脸红，非常尴尬。国家图书馆的一位副馆长及时以“九江能发现宋版古籍了不起”来化解我的难堪。无独有偶，庐山图书馆收藏的《四明先生资治通鉴》，国内仅此一套，被国务院列入“珍贵古籍名录”。数年后，西班牙也发现了此书，书籍的主人为此专程到庐山图书馆，经对照与庐山馆的完全一样。此事对我触动很大，世界之大，知识之多，凡事都不能绝对。李致中主任让我深感治学工作都必须坚持客观和严谨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