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回老家，偶尔会到新城花园旁边的“老汤碗”店吃顿汤碗。“老汤碗”的汤碗，品种有鲜肉汤碗、排骨汤碗、腊肉汤碗、猪肚汤碗，标配一个荷包蛋，一块油豆腐，两朵白木耳，另配花椒茶，酸菜、豆角干、萝卜片、茶干等开味自选佐菜。

　　初冬的一天中午，太阳暖洋洋的。我顺道又来到这家小店，选了个合适位置坐下，要了一份腊肉汤碗。夹起一块腊肉，咬上一口，又挑起一块烫粉皮，放进嘴里慢慢品尝，似乎味道还算凑合，却不是那个“味儿”。不知怎的，我突然想起了外婆，想起了外婆拿手的“老汤碗”……

　　我的外婆家“奕山老屋”，位于圣峰山下的大桥镇西塘村，始建于清乾隆年间。按辈分算，我的祖母是母亲的远房姑母。也就是说，奕山老屋既是我老外婆家，也是我外婆家。

　　外婆家的汤碗，取材有讲究。蛋是土鸡蛋。粉皮是用水磨米浆，土法蒸制的烫粉皮，口感沉郁细腻，筋道软弹，色泽洁白晶莹剔透，西片区大桥人俗称“镜粉”。肉是本地黑花猪，到冬至过后才开始宰杀，剖成一块一块挂在推尘钓上，用柴火慢慢熏至七、八分干，不柴不腻的熏腊肉。外婆煮的汤碗，特别之处在“棉花蛋”，煎蛋时锅中油不多，似煎似烫，铲起来的鸡蛋却像棉花一样，蓬松可口，外黄内脆。煎烫“棉花蛋”，是外婆的拿手功夫，母亲、姨娘和舅母都没学到精髓。

　　到了梅雨季节，外婆会挑上几块熏好的五花腊肉，储藏在谷仓内的稻谷堆里备用。“这是给我外孙崽准备的”，每次存放时，外婆总是小心翼翼，自言自语。因此，即使在物资紧张、匮乏的年代，我几乎一年四季都能吃到外婆煮的腊肉汤碗。

　　记得有一年，我们全家有一个多月没有吃过猪肉，天天萝卜、酸菜打底，五岁的三弟馋得直流口水，羡慕地说：“猪肉我都好久没吃了。”母亲听罢，难过得直掉眼泪。恰好这天，大队宰了一头猪，供应公社、大队干部和七所八站的干部、职工。母亲那时在小学教民办，自然不在供应之列。她怯着胆子对分肉的大队书记说：“书记，我伢崽好久没吃到肉了，能不能让个一斤半斤给我？”“没有！”大队书记回答干脆，连头也懒得抬。这时，恰好公社领导的夫人从附近经过，大队书记一见，立马换过一副笑脸，当着母亲的面，老远就招呼：“老许，你要精要肥，前腰还是后腿，等下帮你送家去”。母亲无地自容，含着羞辱的泪水，涨红着脸默默地离开了。

　　母亲回家后大哭一场，对我们仨兄弟说：“明天娘带你们去阿婆家”。第二天，我和弟弟不明就里，开开心心跟着母亲到了外婆家，外婆拿出压仓底的存货，给我和弟弟煮了满满三大碗，有肉有蛋的“硬汤碗”。

　　外婆家虽然也不宽裕，但母亲总会想方设法，轮流带上我和弟弟去外婆家解馋。那时，跟着母亲去外婆家串亲，有汤碗吃，是那个缺穿少吃的年代最奢望，最开心的事情。

　　每次上外婆家，别提多开心了，五里远的山路一点也不觉得累，一路上蹦蹦跳跳，心里老想着外婆煎的“棉花蛋”，五花腊肉，像猫抓似的。老远望到外婆的院门，就开始扯开嗓门喊：“阿婆，阿婆，我来了！”外婆耳尖，早站在门口招手，“乖崽，来了好，来了好！”一手一个，牵着我和弟弟的手，眉开眼笑。

　　我和弟弟一来，外婆就忙乎开了。先是手脚麻利地拿凳子，紧接着一碗上不见水，下不见底的“菊花麻子”茶就端到了我们面前。接着，外婆一边同母亲聊个不停，一边撸起袖子，风风火火，开始切肉浸粉，准备给我们煮汤碗。外婆小心翼翼，从厨柜里拿出鸡蛋，一个、二个、三个、四个……我暗暗算着数，眼睛一眨不眨，看着外婆把鸡蛋打入大花边碗，尖起耳朵听外婆用筷子飞快地揽划蛋花，混合着柴灶里“噼里啪啦”的声音，就像正在演奏的贝多芬交响乐，美妙极了。等到锅底的油烧到八成热，外婆将划好的蛋花倒入锅中，只听呼啦一声，鸡蛋花隆起像棉花一样，蓬松金黄。外婆将鸡蛋铲起放入大花边碗中，又往锅里放进一段一段的红辣椒，用底油把辣椒炸熟，倒入开水，待开水翻滚几圈，将浸好的“镜粉”、腊肉、鸡蛋按序放进锅内，加入生姜、大蒜、盐、酱油等佐料。不一会儿，一碗热气腾腾的腊肉汤碗就端上了桌。不用外婆招呼，我搬过一把凳子，先用筷子夹起一块足有一两重的腊肉，塞进嘴里，咀嚼几下，咽进肚子，吃得额头冒汗，满嘴流油。片刻工夫，风卷残云，一碗腊肉汤碗连渣带汤吃个精光。外婆慈爱地看着我们，笑眯眯地说：“乖崽，慢一点吃，莫噎着了，锅里还有。”“阿婆，吃饱了”“阿婆，我也吃饱了”，我和弟弟一个个揉着滚圆的小肚皮，飞似的跑去找阿婆家大屋子表哥们，不是玩躲闪，就是玩捉地主。

　　有时，母亲会带着我在外婆家连住几天，那就有机会到伯外婆、舅婆等亲戚家吃汤碗。去之前，母亲会小声叮嘱我说，“星呀（我的小名），到亲戚家吃汤碗是要讲规矩的！不能像在阿婆家一样。”又唠唠叨叨地说，“汤碗里的三块肉，要等主家相劝才能吃第二块，不可以吃光，荷包蛋也要留一个……”“记住了！”我点头称是，心里早想着那香喷喷的汤碗了。

　　记得有一次，母亲带我去伯阿婆家吃汤碗。望着碗里香喷喷的腊肉、鸡蛋，我早把母亲的叮嘱忘到九霄云外，没等伯阿婆扶筷子劝，就全下到肚子里去了。母亲不声不响，趁伯阿婆不注意，将她碗里的鸡蛋划了一个给我，腊肉也夹过来一块，又倒了半碗粉到我碗里。母亲一直看着我吃，我注意到她几乎没怎么动筷。

　　1976年冬，表叔、舅舅们计划着要接多年没回娘家的姑母回奕山老屋过春节。听到可以跟着祖母去舅公家、阿婆家过年，我和弟弟兴奋得手舞足蹈，算着过年的日子，迫不及待等着这一天。

　　小年过后的一天，母亲叫我们去叫乌沙坵卫生院上班的友新舅舅来家吃午饭。“晓得啦！”八岁的二弟话没听完，撒腿就跑，等到中午都没见他和三弟，也没见舅舅来。母亲只好再叫我去叫，舅舅说没有看见弟弟，直到傍晚仍不见他们的踪影，邻居家的小立、小员也找不见了。这下，大家慌了神，四处找寻，直到傍晚，终于看到二弟背着四岁的小员，四个人一摇三晃回来了。原来他们顺着山路，一直走到五里外的外婆家，说是“派他来叫舅舅接嫲嫲来过年”，结果闹出个大笑话，母亲不愠不火，风趣地说“你几个是逮个机会，去阿婆家吃汤碗吧”。

　　这次，我们全家都随祖母、母亲在奕山老屋过年，年前年后待了足足十来天。那年我十岁，在我的记忆里，这是我唯一的一次随祖母在奕山老屋过年，也是在（老）外婆家住得时间最久的一次。在外婆家的日子里，天天跟着一班差不多大的小伙伴，不是玩躲迷藏、捉强盗，就是下河捉鱼、捞虾。跟着祖母、母亲吃过东家吃西家，轮流到舅婆、阿婆、舅母、表婶家吃“汤碗”，度过了一个愉快的春节。

　　在奕山老屋一起过年的，舅婆家有个小客人，是表叔的小舅子阿华。阿华跟我差不多年纪，大脑瓜子，一双机灵的大眼睛，忽闪忽闪。印象最深的是我跟阿华打赌、讲故事、对对子，输赢“汤碗”里的荷包蛋。阿华会的故事、对子多，“出水蛙儿穿绿裤，落汤虾公着红袍”“蜘蛛有网难落雀，蚯蚓无鳞欲成龙”赢了我好几个荷包蛋。离开外婆、舅婆家时，与他约好下次再比赌“汤碗”，但打那以后，一直都没有见到过阿华。

　　20世纪八十年代后，舅舅家逐渐富裕起来。外婆煮的汤碗也愈来愈丰盛，不再是一成不变的烫粉皮，有了豆腐油、土鸡腿、土鸭腿、猪肝猪心，花样繁多，但外婆拿手的“棉花蛋”一直没少没变，成了汤碗中“常驻佳肴”。

　　直到20世纪九十年代，我还带同学、朋友到外婆家吃过汤碗，他们赞不绝口说：“你外婆的汤碗，比街上餐馆的好吃多了”。

　　2004年7月，外婆因病辞世。从此，我再也吃不到外婆煎烫的“棉花蛋”，亲手煮的腊肉汤碗。久而久之，“外婆的老汤碗”成了一种乡愁，淡淡的，慢慢地渗进了我的味觉记忆，融入了血脉深处。

（朱旭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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