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 诣

祖母离开我们很多年了，我不再想起她，连关于她老人家的梦也不做。家人们平时也不提起，一个人的真正离开也许就是这样的吧。但近来父母闲聊的时候，却常常说起她老人家，说起她的墓。因为我们村要搬迁，背后祖坟山也被量走了，村里的祖坟已经前前后后都迁到沿江的大山上去了，祖父祖母的坟茔也要搬迁，于是，又常常说起祖母的往事。

祖母姓骆，我在读初中之前，一直不知道她的名字，父母也不主动告诉我，我也无从问起。直到读初二的一天，和同村的一个伙伴起了口角，午饭之后，在回学校的路上，他反复唱着一首不像样的顺口溜，我听得莫名其妙，但也猜出来肯定有什么名堂。下午放学回家问母亲，说奶奶叫什么名字。母亲便告诉了我，果真他把我奶奶的名字嵌在其中，当成儿歌。他何以得知我奶奶的名字，或许是他奶奶告诉的吧。我敢肯定，在孙辈的十来个人之中，或许只有我才知道祖母的名字。在这里我也不写出来了，愿她老人家在天之灵安息。至于祖父，他的名字我们都知道，祖父的名字刻在不同的石碑上，大名小名都有，而祖母则只有“骆氏”而已。

祖母个头高大，却是一双小脚。推算起来，她守寡的时候，大约四十多岁吧。父亲常常跟我说起他十来岁最后一次见到他父亲的情形。祖父常年卧病在床，因此祖母待他也不是怎样的和善，或许还有些虐待。祖父去世之后，父亲哥俩和祖母就成了孤儿寡母。那时候家里尚有几亩农田，但小脚祖母耕种不便，父亲十多岁，细爹才几岁，只能求助于祖母的娘家弟弟们。两个舅公经常帮着耕种，而到了吃饭的时候，则回他们自己家吃。像这样的农忙大事，可以去娘家求助，而日常繁琐生活中的艰难，却只能靠自己默默忍受。他们日常生活中受到的欺侮，特别是来自我们房族中人的近距离欺压，则更让父亲他们伤心难忘。

我们家的老宅基地，就是被我们称呼为“爷爷”的一个人强占了，也是这位被我们称呼为“爷爷”的人——父亲的房叔，在大集体干农活的时候，总是把最重的事让父亲做，连担塘泥，也是给父亲的土兜里加了又加，说让这个孩子担多一点，把力气练大一些。即便是后来，父亲说起这些，依然是愤愤不平。尽管这样，在父亲做了大队支书之后，也没少给他们关照。他们家男孩子多，粮食总不够吃，总是找父亲要指标买粮食。有时候弄到了指标，却没有钱买粮，只能全家挨饿。对这种情况，父亲母亲也还是尽可能地帮着。一般这样的时候，祖母不作声，脸上似乎还有些欢喜。

　  其实，对于小脚祖母干农活的情况，我并不清楚，但想象得出肯定不方便。她一生中吃的苦，也不是我们做孙儿辈所能了解的。当我能够真切意识到祖母是一个小脚老人的时候，已经快上高中了。这个时候，祖母年老不再干农活，只在家帮着细爹操持家务，父母和祖母细爹他们早已分家过了。后来，祖母一个人，在我们家的老屋里过活。

老屋经过父母的几次改建，早已是砖瓦房了，比起从前算是有了很大的改观。她每天自己洗衣做饭，担水种菜。日常的柴米油盐，则由父亲和细爹供应。但最不方便的是吃水，全村唯一的一口水井在距老屋挺远的村口，平时，父亲他们也帮着担水，但是农忙季节来了，或者雨天不方便，吃水便成了问题。有时祖母不得不自己提了小桶去井边提水，我那时候基本上在外读书，偶尔回家，第一件事便是去看看祖母的缸里有没有水，然后帮她淘缸底一口气担满。其实在那个时候，父亲他们对于祖母算得上孝顺了，但我总觉得依照祖母吃过的苦，她应该受到更好的照顾。

祖母没有生过什么大病，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便出现了一些问题，总是对父亲说身体疼。父亲便对卫生所的人说，祖母去了便给她吃点药或者打一两针葡萄糖，记他的账。于是祖母便时常拄着木棍，踮着小脚，走在通往大队的大路上。有时下雨路湿，便穿上堂妹留给她的雨靴，一走一瘸，摇摇摆摆，不知道有几艰难。

我大学毕业，分到邻近的乡镇中学教书，有了工资收入，偶尔回家，便多多少少带点零食之类的给祖母。一开始我还瞒着母亲，怕她不高兴，后来母亲看到了，直接对我说，做儿子的能够有这样的孝心，当娘的高兴还来不及，哪里会不高兴。想给奶奶买什么就买什么，不用管她，她还年轻。

祖母去世的那一天我记得很清楚。大弟弟高考结束的那个暑假，我们在县城我同学的房间里帮他估分选填志愿。回家时发现家里很热闹，原来是祖母去世了，享年八十三岁，父母都当成喜丧来办。从大人到小孩，好像看不到丁点的悲戚，我也没有什么感伤的情绪。自然也没有人关注大弟弟的高考情况。他后来如愿被南京的一所知名大学录取，毕业后顺利双选到北京，安居立业，一帆风顺，冥冥之中似乎有一种力量在护佑。

算起来，大弟弟1999年大学毕业，迄今也有二十四五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