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阿 詹

垂髫稚子敏而好学

1890年10月17日（农历九月初四），许德珩出生在江西省德化县仁贵乡（今九江市濂溪区虞家河乡）沈家冲。其祖辈老家原在九江城东的花果园（今九江市浔阳区花果园路），曾叔祖许振兴参加太平天国革命并当了军帅，1855年2月，在攻打湖北的一次战役中阵亡。为避株连，全家便于清咸丰六年（1856年）迁到离城二十多里外的沈家冲隐居下来。祖父许殿勋一直不敢进取功名，终生以行医为业。清朝末年，追查太平天国官员之事渐渐松弛，父许鸿胪才得以参加府试，中了秀才，补为廪生，在书院食廪。因国学功底扎实，许鸿胪在书院考试中常常名列前茅，故每月有二三十两银子的膏火费进项（清代书院根据成绩的高低，来发放不同等级的膏火，类似现代的奖学金），再加上有二三十亩田地的租金收入，一家人日子倒也过得去。

许德珩与夫人劳君展合影。

许德珩有兄弟五人，姐妹三人，他是男孩中的老二。1896年，许德珩六岁，按时下的教育体系，可以去幼儿园或学前班进行学前启蒙了。可当时学前教育尚未普及，重视读书且有条件的家庭只能请先生来家或送孩子去私塾，学的大都是“四书”“五经”之类的儒家经典。此时，家里为兄长考取功名专门请了塾师，小德珩便去家馆做哥哥的“陪读”。八十多年后，许德珩在逾九十岁高龄写的回忆录中特别提到了这段难忘的时光：“我六岁时跟比我大八岁的长兄在家馆里读书。塾师刘畅春，旧学根基相当深，也很会讲解。家馆主要是为培养长兄取得功名，我不过是搭配而已。第一年只是识识字，读读《三字经》《幼学琼林》之类启蒙的书，一年以后，老师就给我开讲《诗经》，对其深意虽然不懂，但读得很顺，记得也相当牢固。又读《左传》，然后才读《四书》。《四书》中我对《孟子》特别感兴趣，有些句子至今仍能记诵”。

不过七八岁年纪便与大他许多的哥哥同学“四书五经”，“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等经典名句更是张口就来，倒背如流，真乃天资聪慧，过目不忘。

参加五四运动的学生们被关押在北大法科的教室里。

艰辛求学新旧兼容

四年之后，刘塾师中了秀才，又中了拔贡，离开了许家。因家境已不如前，十岁的许德珩只好去乡里私塾搭学。

上学要经过镇上的店铺，顾客和路人攘来熙往，好不热闹。小德珩匆匆穿行其中，对市井喧哗置若罔闻，却时常会在某个不起眼的店铺前停留片刻，嘴里吟诵有声。这天路过剃头铺，吸引他的是门上的一副对联：“虽为毫毛事业；却是顶上功夫。”过了两天，路过一家铁匠铺，同样因一副对联让他回望频频：“两间东倒西歪屋，一个千锤百炼人”。这些底层人民赖以生存的劳动场所，因一副副对仗工整、平实贴切的对联，饶是增添了不少生活趣味和文化色彩，令少年许德珩念念不忘，以至于鲐背之年对晚辈提起仍津津乐道。

1905年9月2日，清政府发布“上谕”，中国历史上延续了1300年的科举制度正式废除。科举既废，书院的膏火费自然就终止了，为谋生计，德珩之父许鸿胪经朋友推荐，去了浙江绍兴府做文案，与同为文案的马先生交好，拜为盟兄，而马先生与徐锡麟、秋瑾来往密切，“近朱者赤”，由是许鸿胪渐渐由一介旧儒转变为民主革命思想的拥护者。

这一年，孙中山先生在日本成立了同盟会，宣传革命。而此时15岁的许德珩正在魏家冲搭学，这是他学习旧学的最后一年。在这里，他结识了同学魏朝纲，两人同岁，十分要好。魏同学翌年进了九江小学堂。他教许认识了二十六个英文字母。后来魏又考进了南京陆军小学，让小德珩羡慕不已。他也想学英文、数学，可只有新式学堂才开设以上课程。后经四处打听，得知城里有一位同文书院毕业的青年教师设馆授徒，教这两门课，上课时间每天上午九点至11点。沈家冲距县城二十华里，乡里人去一趟县城往返得四个小时。此时家境每况愈下，母亲望着德珩，语气里透着无奈，道：“你大哥允诺每月给你交一块大洋的学费，城里吃住恐怕就……”可小德珩心意已定：哪怕天天走，也要去上学！于是那条坑坑洼洼的乡路见证了一个清瘦身影两年间风雨无阻，也将一个16岁的少年磨炼成“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的18岁青年才俊。

血气方刚两次从戎

1908年，凭借两年的苦学，许德珩考进了九江中学堂（前身为濂溪书院）。虽为新式学堂，其实还留有书院遗风，学生中竟然还有30多岁的老秀才。庆幸的是，成绩优秀、课考前几名的学生依然能领到膏火费，这不仅大大缓解了许德珩求学的经济困境，甚至还能略有盈余，贴补母亲一些家用。

其间父亲从绍兴回来，带他修习了严复的《天演论》，通读了《新民丛刊》，详解了邹容的《革命军》，学习了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这些文章对他的启发很大。虽然父亲终因徐锡麟、秋瑾革命案发，受到牵连，被罢职逃回家乡，但这并没有浇灭许德珩思想的火花，相反进一步引发了他对民主思想的思考。

这个年少睿智的学生很快引起了学校地理教师杨秉笙和图画教师王恒的注意。他俩均为留日同盟会员。经他们介绍，许德珩加入了同盟会。为表立志改革的决心，他瞒着家人偷偷剪掉了辫子，既是对清朝封建制度的反叛，也是对民主自由的追求。

1911年10月10日夜，辛亥革命爆发。10月23日夜，江西九江新军马毓宝率部起义，九江光复。

革命党人李烈钧当时是都督马毓宝的总参谋长，不久，马毓宝辞职，李烈钧继任九江都督。后经江西省议会推举，孙中山先生任命李烈钧为江西都督且兼九江都督。革命伊始，21岁的九江中学堂三年级学生许德珩立即以许础的名字投笔从戎，加入了革命军宪兵队，后又成为李烈钧秘书处的一名秘书。看到革命取得成功，参与其中的许德珩，别提有多高兴了，有诗为证：

从军乐，从军乐，剪掉辫子，解放小脚，砸烂鸦片烟枪，去旧迎新真快乐！

从军乐，从军乐，推翻君主，扫除暴虐。千年皇帝打倒，民主共和真快乐！

从军乐，从军乐，孙文黄兴，领袖先觉。东方一声春雷，震惊世界真快乐！

真快乐，真快乐！走上革命，誓作新民，不愧邹容秋瑾，一往无前真快乐！

短短的一首诗，竟然有12个“乐”字，通篇都洋溢着激动和饱满的情感。而那时新诗尚处于萌芽阶段。中国新诗运动出现的第一批白话新诗，当推1917年《新青年》上刊登的胡适的白话诗词8首。而此诗作于1911年，可以说较为超前，“诗言志，歌咏怀”，这或许是青年许德珩表达革命激情最直白的方式。

1912年10月29日，许德珩作为李烈钧秘书，参加了孙中山先生欢迎会。彼时中山先生刚辞去临时大总统，应李都督之邀以全国铁路督办名义来江西视察。中山先生在接见九江各界人士时高度赞扬道：“武昌首义，九江最早响应，鼎力支援，使革命得以顺利发展。如此之功，吾人佩甚。”多年后，许德珩在回忆录中记述：“中山先生的讲话和当时的情景历历在目，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1912年11月的一天，在李烈钧部工作了将近一年的许德珩去外面办事，经过西门时，忽见城门上悬挂着一颗血淋淋的人头，走近一看，大吃一惊：原来是九江中学堂的英文教师、同样也是李烈钧部革命党人的胡其焕的人头！他转身飞快地跑回秘书处打听原委，得知自己的老师仅仅因为打错旗语而被处决，顿时对革命军中仍存在封建军阀作风感到十分气愤，即刻冲到李烈钧办公室，大声嚷道：“也太草菅人命了吧，即使打错了旗语，也不至于施以死刑！”说罢，脱下军装怒冲冲而去。

因尚未毕业，许德珩回到九江中学堂继续读书。

当年的2月12日，清宣统帝已下诏退位，清朝灭亡。清政府倒台后，袁世凯窃取了革命果实，叛变共和革命，试图复辟帝制。孙中山和黄兴等号召南方各省起来反袁，发动“二次革命”。次年7月12日，李烈钧在江西湖口率先响应，热血青年许德珩再次投笔从戎，随李烈钧部参加了湖口讨袁之役。

但由于袁世凯势力强大，加上国民党内部意见分歧，军事上缺乏统一指挥，互不统属，“二次革命”很快被袁世凯镇压下去。孙中山、黄兴、李烈钧等被迫流亡日本。

在江西的北洋军阀段芝贵随即在省内大肆搜捕革命党人。由于参加讨袁，乡民皆知，躲回沈家冲的许德珩无法在家久待，便于1913年冬，乘船前往上海，考入吴淞中国公学继续读书。去上海求学是许德珩第一次远离家乡。中国公学是1905年12月在上海由13省的代表会议共同决议创立的。讨袁战争之前，黄兴为名誉校长，教职员工和同学中有不少革命党人。许德珩在英文系学习了一年半之后，终因无力承担昂贵的学费，不得不辍学回家。

1915年夏，许德珩考入中国近现代第一所国立综合性大学——北京大学。1916年年底，蔡元培任校长后，提倡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使该校逐渐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教育改革所带来的学术自由、思想独立、追求真理的新风，不仅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生培育了肥沃的土壤，也让思想非常活跃，18岁就在家乡加入了同盟会，曾两次投笔从戎的青年学子许德珩脱颖而出，一跃成为“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之一。

五四运动时期部分爱国传单。

赤诚爱国终生不渝

1956年初夏的一个傍晚，北京地安门内大街慈慧胡同七号院许德珩住地。全家人饭后在院子里乘凉，当许德珩再次讲起他参与发动五四运动的往事时，邓稼先忍不住问道：“您当时在蔡元培校长的帮助下好不容易读完了北大，还有两个月就毕业了。您这么干，就不为自己的前途着想吗？”许德珩脱口而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岳父的这句话深深地刻在了后来成为两弹元勋的邓稼先脑海中。

五四运动爆发时，许德珩已经29岁了，那年是他北大求学的最后一年。临近毕业，前途未卜，家里还有老母及幼子需要供养，年届而立之年的他，不可能预估不到投身这场运动的后果，可“5月3日晚上，我们北大全体学生与各校的代表一起开会。同学们群情激愤，高声呐喊：中国在巴黎和会上失败了！胶州要亡了，中国要亡了！我们要把国家兴亡担在自己的肩上。要么救中国，要么死！”出生于九江这片热土的铁血汉子许德珩，此时早已将一切置之度外。“覆巢之下，岂有完卵！”作为北大校长的蔡元培尚且不因祸福避趋之，文科学长（即文学院院长）陈独秀也慨然“飞蛾投火”，自己又何所顾惜？

时间回到1918年10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德国战败，包括中国在内的协约国取得胜利。1919年4月，《凡尔赛和约》议定将德国在山东所攫取的权益让与日本。5月3日，蔡元培校长把这个消息告诉了许德珩等进步学生，当晚全体学生在北大三院礼堂召开会议，将原定的5月7日大游行提前到5月4日，并决定由许德珩起草五四宣言。深夜，回到西斋宿舍的许德珩满腔悲愤，写下了“山东亡，是中国亡矣！我国同胞处其大地，有此山河，岂能目睹此强暴之欺凌我、压迫我、奴隶我、牛马我，而不作万死一生之呼救乎”的振聋发聩的《北京学生界宣言》。当时他所有的家当只有一条床单，睡觉时一半铺一半盖，没有丝毫犹豫他便将床单撕成一条一条，用来书写标语，为第二天的游行作准备。一声呼而天下应。5月4日，声势浩大的游行在北京展开，许德珩积极投身最前线，参与了火烧赵家楼事件，不幸成为32名被捕学生的一员，但他始终无所畏惧，甚至做好了赴死的准备。囚禁之夜，他在步军统领衙门监房里赋诗，写下了“无一怕杀头”“锄奸不惜死”的慷慨之词。

许德珩等青年学子的冲锋陷阵，得到了全国各地的学生、工人、市民的积极响应和支援，罢课、罢工、罢市的浪潮，如飓风一般席卷横扫了中华大地。在广大群众反帝爱国运动的压力下，北洋军阀政府被迫释放了被捕学生，罢免了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三个亲日派官僚的职务，并且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青年的努力、人民的抗争赢得了胜利。

自由从来不是免费的，一如电视剧《觉醒时代》中许德珩所说的那样：“要是能唤醒中国的民众，我们哪怕付出生命，也在所不辞。”民主与科学，既是五四运动的两个口号，也是五四运动的精髓所在。它被称为新文化运动的起点。而新文化运动是辛亥革命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延续，是资产阶级的启蒙运动，它从根本上动摇了封建思想的统治地位，正因如此，践行民主和科学需要极大的勇气和智慧。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