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月派”诗人对庐山的贡献

■ 李 震

“庐山是中国山水诗文主要发祥地”，诗词数量庞大、历史悠久、内容丰富，冠绝中国名山。吴宗慈的《庐山志》便辑录了歌咏庐山的诗词达3700余首，时间跨度长达1600多年，出自一千多位诗人之手。到现代，这些数字还在不断刷新。他们中不乏陶渊明、谢灵运、李白、白居易、苏轼、黄庭坚等开宗立派的诗坛泰斗，也有胡适、徐志摩这样的现代白话新诗大家。

胡适早年留学美国，师从哲学家约翰·杜威，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之一，也是现代白话新诗的开拓者。徐志摩小胡适六岁，先后留学美英，攻读银行和经济学。1923年，胡适与徐志摩等在北京组织文学社团“新月社”， 其名称来自印度大诗人泰戈尔的《新月集》。1925年，徐志摩接编《晨报副刊》，以此为阵地，逐步形成了一个诗歌流派——“新月派”。“新月派”是中国新诗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流派。 “新月派”主张诗歌要讲究“三美”，即“音乐美（音节）、绘画美（辞藻）、建筑美（节的匀称和句的均齐）”，对新诗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新月派”诗人多为英美留学生，或是民国时期的才子名媛、大学教授、学术大家，在20世纪30年代产生了很大影响。例如闻一多、林徽因等都是“新月派”诗人。在诗歌创作上最具影响力的当属徐志摩。其代表作《翡冷翠的一夜》《再别康桥》，是广为传诵的名篇。“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再别康桥》所表达的离愁别绪，真挚、浓郁，打动了无数人的心。

作为“新月派”代表人物的徐志摩和胡适，在20世纪20年代都曾到访过庐山，或赋诗或作游记，其作品对庐山具有深远的影响力。

1924年4月，印度大诗人泰戈尔应梁启超等人的邀请来华访问，足迹遍及上海、南京、北平、济南和武汉等地，多次应约发表演讲，徐志摩与林徽因全程陪同接待并充当翻译，记录他在各地的演讲。5月底泰戈尔结束访华前往日本，徐志摩又随同前往日本访问，直到泰戈尔取道香港才回国。7月中旬，徐志摩带着一颗怅惘的心来到庐山避暑，打算在这凉爽的人间仙境，把泰戈尔的演讲稿翻译出来。刚刚送走崇敬的大师泰戈尔，倾慕已久的林徽因也随着梁思成远走美国求学了，诗人心情难免惆怅。其间他为庐山写了五首诗，《山中大雾看景》《朝雾里的小草花》和《在那山道旁》表现了诗人一贯的多愁善感和落寞心绪。《在那山道旁》写道“在那天朝上，在雾茫茫的山道旁，新生的小兰花在草丛里睥睨，我目送她远去，与她从此分离——在青草间飘拂，她那洁白的裙衣！”《五老峰》一诗则一改婉约的诗风，写得气势磅礴：“不可摇撼的神奇，不容注视的威严，这耸峙，这横蟠，这不可攀援的峻险！看！那巉岩缺处，透露着天，在无限广博的怀抱间，这磅礴的伟象显现！”其中，最为庐山人铭记的是《庐山石工歌》，这首诗在徐志摩近300首诗歌作品中显得十分特殊。

1894年冬，庐山开始了牯岭避暑地的建设时期，在长达30多年的时间里，有大批来自湖北大冶的石工涌上庐山，他们从事开山凿石，铺路架桥以及建筑别墅的工作。他们打通了牯岭到九江的莲牯路，铺设了牯岭四通八达的台阶石板道，建筑了数百幢石构别墅、教堂、学校、医院等建筑。如果说牯岭是英国人李德立及外国教会所开发的，这些石工就是营造牯岭的主力军。正是凭借石工们艰苦的劳作，一座座美轮美奂的西式别墅矗立于庐山之巅，一座美丽的花园式山林城市出现在了庐山北端。清华大学教授金笠铭先生认为，庐山石工“既建造了牯岭风格各异的近代建筑，又创造了庐山的近代文化史和建筑史”。

抬石工作是个苦累活，需要很多人团结协作，为了调整步伐，统一节奏，合力抬石，石工们会由一人领唱号歌，大伙跟着唱和。石头越重，号歌就越响亮。

1924年夏，徐志摩下榻于庐山小天池的天池别墅，住了一个半月。当时附近正在建筑一幢大体量的别墅，每天有大批的石工劳作，从早到晚，石工的号子声此起彼伏。这沉郁、铿锵的号歌声，深深震撼了诗人的灵魂，他说“石工的喊声，一时缓、一时急、一时断、一时续、一时高、一时低。尤其是在浓雾凄迷的早晚，这悠扬的音调在山谷里震荡着，格外使人感动。那是痛苦人间的呼吁，还是你听见自己灵魂里的悲声？”号歌激发了诗人的创作冲动，他根据石工号歌的节拍，创作了诗歌《庐山石工歌》。“唉浩！唉浩！唉浩！唉浩！唉浩！我们起早，唉浩！看东方晓，唉浩！东方晓！唉浩！唉浩！鄱阳湖低！唉浩！庐山高！唉浩！唉浩！”全诗采用歌谣体，将“唉浩”的号子反复铺陈，道尽了石工的艰辛和韧性。徐志摩还把庐山石工号子比作“我们汉族血赤的心声”，希望将来有人能把这石工号子谱成歌曲，如同那表现俄罗斯民族精神的《伏尔加船夫曲》。

如今庐山石工号子已被列为江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受到保护和传承，《庐山石工歌》对其申报成功发挥了重要作用。

1928年，时隔四年之后，“新月派”另一位灵魂人物胡适也来到庐山旅游。胡适1920年即发表了《尝试集》，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部白话诗集，可谓开创了新文学运动的风气。但是这次胡适的庐山行，无心作诗，仅有一首《陶渊明与他的五柳》：“当年有个陶渊明，不惜性命只贪酒；骨硬不能深折腰，弃官回来空两手。瓮中无米琴无弦，老妻娇儿赤脚走。先生吟诗自嘲讽，笑指篱边五株柳：看他风里尽低昂，这样腰肢我无有。”这首诗怎么看都像是一首打油诗，只是胡适先生考据癖引发的灵光一闪。他在后来所写的《庐山游记》中说：“陶渊明不肯折腰，为什么却爱那最会折腰的柳树呢？”陶渊明曾在住宅前种下五棵柳树，故人称“五柳先生”，因而引发了胡适的疑问。“看他风里尽低昂，这样腰肢我无有。”算是胡适先生考据的结论吧。胡适人称“胡博士”，一生中拥有35个名誉博士头衔。他推崇杜威的实用主义方法论，主张治学要“大胆假设，细心实证”，是出名的考据狂。胡适的考据癖，成就了他这次庐山游的最大的成果《庐山游记》。

这次来庐山前，胡适做足了功课，一路上阅读和购买了大量庐山志书。在从九江返回上海的船上即开始写作游记，六月出版。《庐山游记》一万三千字，却是迄今为止，所有庐山游记中最有影响力的一篇，也成了胡适的一部学术著作，其最大价值在于提出了著名的“三处史迹代表三大趋势”说。胡适对庐山在中国宗教史、文化史、教育史上的崇高地位作了精辟的概括，他认为庐山有三大史迹代表三大趋势，其一慧远的东林寺代表中国“佛教化”与佛教“中国化”的大趋势。其二白鹿洞代表中国近世七百年的宋学大趋势。其三牯岭代表西方文化侵入中国的大趋势。胡适对庐山的这一论述已经成为权威论断，被广为引用，是胡适对庐山的一大贡献。

1996年，庐山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世界文化景观”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世界遗产委员会的鉴定意见评价相当高：“庐山的历史遗迹以其独特的方式，融汇在具有突出价值的自然美中，形成了具有极高美学价值的、与中华民族精神和文化生活紧密相连的文化景观。”人们从联合国世界遗产委员会的专家在考察庐山后的发言中，不难发现，专家们是认真研读过胡适的《庐山游记》的，并深受“三处史迹代表三大趋势”说的影响。可以毫不夸张地讲，“三处史迹代表三大趋势”说提升了人们对庐山的认知，促进了后人对庐山文化的深入研究，深刻影响了后世对庐山文化旅游的定位，在庐山入选世界遗产的进程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