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景玉川

因为我到林场时季节已近初冬，场里暂时无事可干，桌椅板凳也缺乏，人多了坐的地方也没有，要等木工做出来。刚好公社有一座小型石灰窑，于是场里便安排我们去烧石灰。

石灰窑在一个叫沟子口的地方，离林场大概十几里路。沟子口曾是很繁忙的一处小港口，抗战前上下吴城和洲地的人们都是从这里上下船。如今吴城败落了，只有上下洲地打湖草、砍洲柴的农民经过这里，所以春天和秋冬之际人气还是很旺。我们的石灰窑不大，只几立方米，烧石灰前在窑中一层石灰石加一层拌好的煤块，一层一层填满窑，然后从下面点火。烧了三四天后，顶层的火熄了，我们便可以出窑。出窑是很辛苦的工作：烧好的石灰石滚烫，清理煤渣与灰渣时灰雾蒙蒙，出完窑，灰粉透过层层衣服钻到我们的肌肤上，痒痒的，更不要说口鼻与气管内。除了一双手套和自备的薄口罩，没有其他防护措施，如果时间长了，我们每个人都会得矽肺病，好在近阴历年时，公社又将石灰窑收回去了。与我们小石灰窑紧邻的是大队的砖瓦窑，在烧石灰的同时，我也熟悉了砖瓦的制造，知道红砖与青砖的造制差异在砖出窑后用不用水淋。

条件虽然艰苦，但晚上有空，在昏暗的小煤油灯下，我还是喜欢看点书。书的来源已记不清了，有什么就看什么。记得读过一本拜伦诗选，十几岁读的东西其中两句印象深刻，至今不忘：对于满头白发，荣誉的花环又算得了什么？（大意如此）

烧了两个多月的石灰，已到了农历春节，我们回到林场，小刘、小赵、小罗都回家过年去了，只有我和小王还有“琐人”朱理文留在林场过春节。谁知除夕下午尹书记却叫人带张纸条来，说来的人家里死了人需要石灰，要我去称石灰给人家。腊月三十，竟然如此大煞风景，我虽十分不情愿去，但又无可奈何，只得与来人一起去石灰窑。从林场到窑上十几里，我们沿着湖边走去，一路上杳无人烟，等到称完石灰，已是黄昏。我一个人孤独地往回走，退水后的鄱阳湖显得特别空旷，起伏的湖岸如同饱满的弧线，断崖现出一条条白色贝壳类组成的细线，令人想起远古洪荒。我心里很有点害怕，加快了脚步，几乎是小跑着前进。近林场时天早已黑了，小王已吃过年夜饭上了床，给我留着饭菜，只要热一下。本来说好了汆肉汤由我来做，但我被书记一张纸条派去卖石灰，小王便只好自己动手，这家伙不会搞，剁肉时用力过大，竟将砧板上的木屑也剁进肉里去了，又放了很多猪油。我很饿，草草热一下便狼吞虎咽地将饭菜吃下，一会儿就觉得很不舒服，就这样我在林场过了第一个除夕夜。几天后除了胃部发痛，还便黑血。除夕之夜的晚餐使我患上了胃病，每天饭前胃痛。幸亏我严格遵照医生的嘱咐，注意饮食，又吃了半年多“胃舒平”，胃病竟好了。

春节一过，我们便正式开始造林种田了。这时人已到齐，除了我们五个，从横塘街又来了三男三女：小万、小杨、小曹、小查和刘芳俭夫妇。社员来了位大师傅叫刘极松，是场长的儿女亲家。因为这几乎是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人一多，刚来时的那种迷茫与忧郁也消散了，对着苍茫的鄱阳湖，我又恢复了在中学时文学青年的青春浪漫，还写了一首慷慨激昂的诗，表示要在这里战天斗地，建造花果山。

这之前，我不止一次到那个传说是朱元璋“点将台”的地方砍柴、刮草皮，它离李仕大家不过百多米，是一座紫石砌成的高台，高三米多，宽两米左右，建在湖边高崖上。十多年后我参与编写《星子县志》，才知道这不是什么朱元璋的点将台，而是一座瞭望台，地名也不是叫扬栏信，而是扬澜汛，“汛”是清代的营汛兵驻防地，每逢十里、二十里为一“汛”。古时没有公路铁路，水路是主要的交通通道，因而这儿有似关隘。此地为鄱阳湖湖面由宽变窄处，所以风急浪高，起波扬澜，故沿湖两村都名叫扬澜。南边大村为上扬澜，靠近林场的小村名下扬澜。从宋代起这里便有驻军，往南不过数里为渚溪巡检司，曾是一处热闹的小集镇。巡检虽为正九品，但有时权力不下于七品知县。

清明前后是造林的时节，公社便指令“四类分子”来这里打树洞，规定任务每人打多少个坑。“四类分子”大多老了，哪里挖得动？有人能走到这里来都不容易，所以一般都是他们的子女来顶替。虽说要在几千亩山上打树洞工作量不小，但好在都是沙质土，不少山还全是沙子，所以十多天工夫，十几万个树洞便打好了。这些天，往日荒凉的林场，山上山下到处是人，显得十分热闹、壮观。

过了清明，便开始植树了，树苗由林业部门运来，植树则靠我们自己。那些日子，我们在紧挨湖边的山上栽下了数千株果树、杉树和毛竹，在沙山上栽了十几万棵马尾松。毛竹的母竹是我们从庐山黄崖驮下来的，大而深的竹坑则是由“四类分子”（实则为他们的子女）挖的。果树为桃和梨，桃树分“大久保”“蟠桃”和“庐山水蜜桃”三种，梨则只一种，桃、梨都栽在土质最好的山上。那时我非常认真，仔细翻看果树栽培方面的书，征得场长同意，我选了一块荒芜的地作我的试验地种梨，我先往每个树坑里挑了脚粪，种树后给每一棵树作了编号，按时给它们浇水施肥。施肥时事先按树冠大小挖一圈土沟，肥料则施在沟中。我每天收工后都去观察，记下每棵梨树绽叶开花的时间。

这一年，我们种了早晚稻、芋头、甘蔗，还置网打鱼。此地捕鱼叫牵鱼，大概因为用的是围网，两头由人牵拉。附近农村的大网要十几个人合拉，我们林场置的是小网，又叫罗地网，由五个人拉网。牵鱼开初很新鲜，久了也就显得单调。捕鱼时，人们将网展开，三人在水中，水淹齐腰、胸，两人在岸边沙滩拉着网徐徐前进，走了一段后，水中三人慢慢走向岸边，将网收拢，收网渐结束时，网中群鱼乱跃，银鳞闪烁……我们就这样，不断地张网收网，收网张网。时间久了，走在水中的人会感到冷，即使在炎热的夏天也是如此。我身体瘦弱，牵鱼时多在岸边沙滩上拉网。

5月是网船出门的日子，生产队对此非常看重，头一天全生产队男劳力要聚餐，有时还要到对面老爷庙烧香敬神。沿湖每一片水域属于不同的泊头，事先由各网船抽签，抽签后每一只网船只能在这片水域撒网、捕鱼。泊头好的水域一般鱼多——这是人们多年积累的经验。网船出门后，会在各自的水域沙滩上搭一座草棚，打鱼人就吃住在这草棚里。所以从初夏到秋水退去之前，林场湖边并不寂寞，鱼多的时候还十分热闹。

第一年我们林场大丰收，收获了几千斤稻谷，还有红薯、毛芋，捕鱼也有收入，粮站还供应我们商品粮。那时粮食比较紧张，附近的农民都羡慕林场，所以后来场长的女婿和大师傅的儿子、书记的一位亲戚也都到林场来了。这一年我们也充满热情，因为我是记工员兼出纳，因而每晚记工人们都会聚集在我房里。我们还搞文艺活动，参与公社的演出（可惜仅此一次），是《沙家浜》的片段，杨星坚持要演一个匪兵，这个兵遇到一位小姑娘要抢她的包袱，杨最喜欢的一句台词是“抢东西？我还要抢人呢！”小曹则演那位小姑娘。我们这边的活跃，也吸引了下扬澜村的青年人，好几次月明风清的晚上，他们结伴来玩。

因为知青中我文化高一点，做事也不偷懒，所以场长书记对我还不错，有点像知青中的“头”。小万在家里就是个刺头，对我这样受领导看重有些不满，所以有时也会给我点颜色，我装着不知，他也不会太过分。唯有小刘，外号疤头，他以为文化不比我差，喜欢怂恿小万跟我作对。说实话，除了疤头有些讨厌，其他人都不错，他的老婆春英也蛮好。

我在林场担任记工员，每天晚上记工时，我的小房里总是很热闹，人们在这里东南西北地闲聊，往往要坐到夜深才各自回家。由于我还兼任林场的出纳，虽然小小的社办林场每年收、支钱不多，但总有一些事。但在出纳任上，因为粗心，我犯过终生难忘的错，此后我凡事都比较细心。经过是这样：

那年，县林业局给我们林场拨款100元，支票已到了蛟塘，场长通知我去蛟塘的银行领取。100元在那个时代，至少要抵当今1000元。蛟塘是一公社，为星子县第二大乡镇所在地，县工商银行在那里设有营业所。蛟塘公社与我所在的新池公社中间，还隔着一个蓼南公社，从我们点将台林场到蛟塘公社所在地，大概不下30华里。我是第一次去银行领支票上的钱，在此之前，我没有见过支票，更不知有些什么手续，也无人可问。第二天一早，吃罢伙房给我炒的一碗油炒饭，我就兴冲冲地出发了。走到蛟塘时已是上午11时许，银行营业所就在蛟塘街口，面对着我走过的青石桥。我进门说明来意，办事员查了查，县林业局果然给新池林场拨了100元。于是，他叫我拿章子。什么，取钱还要私章？那人拿支票给我看，上面竟有我的私章。我一头雾水，十分不解，但又没有办法，钱无法领取，我只能扫兴地踏上归途。

回到林场，场长见我空手而归，问明原因，倒没有责怪什么——大概他也没通过支票取过钱，不熟悉有关手续。

第三天吃罢早饭，从抽屉里取出装私章的小盒，我又出发了。和昨天一样，11点左右到了蛟塘街，走进营业所，又是昨天那位办事员。他问：“章带来了吧？”我说：“带了。”说罢从口袋掏出章盒，拇指推开盖盒，糟糕，盒子竟是空的！我粗心大意，早晨动身前打开抽屉，捞了章盒就走，却没有检查一下里面有没有章子。营业所那位办事员当时说了什么，有什么表情，如今都不记得了，但肯定是负面的。

我垂头丧气地往回走，沮丧极了。由于泄气，走得也慢，回到林场时已经日落西山。伙伴们见我这样，不免嘲笑，场长好像也说了我几句。但事已至此，人们再怎么骂我、嘲笑我都是活该。

第四天，我又和前两次一样，一早吃了饭，再次赶赴蛟塘，终于将那100元拨款领回来了。为了这100元钱，由于我的粗心，我跑了三趟蛟塘，每天来回60里，三天走了180里。

这次取钱，我终生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