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的冲动
■ 付赛鹰
20世纪90年代初,我在武宁县船滩乡辽田民办初级中学任教导主任。那时,我刚师范毕业,二十来岁,浑身似乎有使不完的劲。我家离辽田民中约两公里,但我除了周末,几乎都待在学校。
辽田民中建在辽山西麓一个沙洲里,地面上到处都是潮沙和鹅卵石,几乎没有土壤,当地人称之为“沙洲驳”。当时,船滩乡有3所初中,一所是船滩中学,校址在船滩集镇,招收成绩上乘的生源。还有两所民办初中,一所是处于船滩乡东南方的仑上民办初中,另一所就是处于船滩乡东北方的辽田民办初中了。民办初中招收的就是那些船滩中学分数线以下的生源。在行政归属上,船滩中学属县教育局管,而民中则属乡教育办管。
辽田民中建在当地村民都不感兴趣的荒滩上。学校坐北朝南,呈七字形布局。校舍属砖木结构,两层,屋顶铺盖着那种老式的溜水瓦片。房子的下层是4间大教室,上层是教师办公室及学生宿舍,校舍的西侧朝南转折的部分是厨房。老师们对校舍的简陋没有怨言,大家最头疼的就是学校没有围墙。每到夜晚,经常会有小混混到校园里闹事。教务主任的我,一到晚自习时间就会在校园里巡逻。
有一天晚上,我发现初二班的教室里传来一阵骚乱的声音,原来有人从窗外用一头插着缝衣针的芦花棒骚扰靠窗的女同学。我朝窗外大声呵斥一声,他们像老鼠一样顷刻间跑得无影无踪。约莫过了半个小时,教室里又传来女同学的尖叫声,一个女同学的右臂上被窗外的芦花棒深深地刺了一下,手臂上都渗出了血珠。我生气极了,迅速地顺着墙根追了出去。结果发现,他们早就跑远了。
我隐藏在墙外一棵芦花丛的后面。外面黑黢黢的,空气中弥漫着田野里的泥土混合着禾苗的气息,不知名的野虫野鸟叫个不停,一切都显得那么宁静而祥和。可我心里燃烧着熊熊的怒火,我希望那一伙混混早点出现,我要抓住他们,好好地教训他们一顿。此刻,蚊子嗡嗡作响,好像有预谋的轰炸机不停地骚扰我。约过了10分钟,一个高个子的男孩领着五六个混混猫着腰从田埂上走过来,慢慢地向教室的窗口靠近。我耐着性子让他们走近些,再走近些。当他要把一根一米多长的芦花棒伸向窗内的时候,我一个箭步冲过去,把他死死地按在地上。他一边反抗,一边对我大骂。我好不容易把他拖到办公室后,才看清他的面目。这个男孩个子很高,但满脸稚气,约莫十一二岁的样子。我愤怒地问他:“你为什么要骚扰女同学?”他说:“关你什么事?”我说:“我是这里的老师,你敢动我的学生,我就对你不客气!”“我就动你的学生,你敢把我怎么样?”他昂着头,挑衅地对我说。我再也忍不住了,一脚踢过去,直接把他踢倒在地。他说:“你死定了,你有种再踢我一下!”“嘭”的一声,我又对着他的大腿踢了一脚。本来我是不打算踢他的,是他一而再再而三地挑衅把我心中的怒火彻底点燃。
半个小时以后,校园里来了一伙人,我看不清有多少人,只知道是黑压压一片。我知道他们是来找我算账的。为首的人是男孩的哥哥,他对着办公室喊:“哪位是付老师啊?出来一下!”我应声而出。一群人迅速地把我围在了中间。我试着跟他们讲道理:“各位,我向大家说明一下……”可还没等我说完,就有人用力地推我一下,说:“不管怎么样,你也不能打孩子呀?”我被推了一个趔趄,倒在了另一个人的身上。这个人又用力推了我一下,说:“你一个堂堂的人民教师,怎么可以随便打人呢?”就这样,我像一个猴子似的被他们恣意地推搡、戏弄、侮辱。此时此刻,一切的解释都是徒劳。我心里明白,他们今天不是来解决问题,而是来闹事的。
过了好久,我从地上爬起来,强忍着怒火说:“你们要冷静,有话好好说,如果你们再这样下去,你们会后悔的!”他们哪里听得进去,大声地说:“你打了我们的孩子,你今天就要给我一个说法!”话音刚落,又有一个人冲了过来,一把将我推倒在地。
这时早已到了熄灯的时间,有的同学已经进了寝室歇息,但大部分的孩子都围在操场上看热闹。我知道这样不行,迅速从地上爬起来,跑到二楼的司铃处,把那半块司铃用的、铁铸的大磨盘敲得天响。我边敲边说:“同学们赶快集合,同学们赶快到操场集合!”几分钟后,六七十人的队伍迅速集结。我用嘶哑的喉咙说:“同学们,你们赶快回家。今天你们的老师生命安全受到严重的威胁!”当时,我大脑里一片空白,我想让那帮施暴者有所收敛,但我更害怕学生受到伤害。那时在学校住宿的学生,离家最远有三四公里,最近的住在离学校一河之隔的堪头村。此时天已黑,交通设施简陋,大部分孩子回家几乎都要涉水。可同学们没有怨言,他们理解我的做法,不到几分钟的时间,都陆陆续续离开了学校。
见动静闹大了,那伙人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一时间也都走光了。我望着空荡荡的校园,内心波澜起伏。躺在床上,我反复思量我今天的所作所为。我知道,我打孩子不对,我把学生半夜放回家肯定也不对。但我明白,我维护学校的安全是对的。我用我的青春构建学校的围墙是对的。
当晚,约莫是子夜时分,有人敲响了我的门。门外站着的是被我踢过的孩子的哥哥,同行的还有他们的祖母。我没有开门,还沉浸在刚才被侮辱的愤怒和痛苦之中。门外,那位老太太对我说:“付老师啊,你大人不记小人过,今天是我家的孩子做得不对,请你千万要原谅我这个切头的蠢崽!”见没回应,她又说:“你就行行好!说起来,我们还是亲戚呢,我这个蠢崽的妈妈也是姓付,你还叫她姑呢!”我始终没有理会他们。
但第二天,我并没有向派出所报案,只是请学校的老师向教育办反映了情况。后来,教育办和乡政府也调查了这件事。当问及我有什么要求时,我说:“只要他们当面道个歉,并保证下次不要出现这样的情况就可以了。”于是,这件事就这样不了了之。不过从此之后,学校太平了许多。
有意思的是,第二年,我调到辽田小学当副校长兼五年级的班主任时,被我踢过的那个男孩刚好是我班的学生。他似乎特别懂事,与一年前相比判若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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