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往事之——

九江知青运动史略

■ 冯晓晖

概述：

1972年12月18日，成立九江地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专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

评述：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中国现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其涉及人数之多、涉及范围之广、时间跨度之大，社会影响之深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事件中无出其右者。它从一场社会运动，发展为一场政治运动，给那个时代的大多数中国城镇家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笔者从《九江市志·大事记》找到了与知青运动相关的几条记录，依此介绍九江知青运动简史。

记录一：1955年11月29日下午，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乘压道车来德安八里乡，访问上海第一批在此落户的98名垦荒队员。他察看知青宿舍和小麦、油菜地，研究生产规划。应垦荒队员的请求，胡耀邦用小竹杆夹药棉当毛笔，题书“共青社”三个大字。

知青运动一般被分为四个阶段，其中第一阶段（1955年～1961年），被认为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探索阶段。1955年10月18日，98位上海志愿垦荒青年响应共青团号召，来到鄱阳湖畔的德安县米粮铺拖沟岭，在一片滩涂草洲开始了垦荒创业，他们也成为中国第一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共青是中国知青运动的发祥地，是探索的开始，后来成了这一场运动的旗帜。

记录二：10月25日，专署成立接受安置委员会，接受安置上海垦荒青年2.5万人，分别安排到德安、武宁、永修、九江等县。

98位上海志愿垦荒青年仅仅是第一批，为此九江专署专门成立的相关机构，在很短时间内就接收了2.5万人，这说明上山下乡运动从刚开始就已经颇具规模。

记录三：1964年1月8日，专区精简领导小组及办公室撤销，成立专区安置城镇下放人口领导小组。动员与安置城镇闲散人口与知识青年到农村安家落户。

上山下乡的第二阶段从1962年到1966年。这一阶段是有组织、有计划进行的。1964年，中央把上山下乡确立为城镇青年学生就业的一项长远方针。与上一阶段主要安置江浙大城市人口不同，这一阶段安置的是南昌及本地知青，共14527人。

在安置知青前首先执行的是精简政策。因为“大跃进”带来的负面作用，我国城镇人口急剧膨胀，虽然工业企业爆发式增长，但许多企业效益不佳，不得不动用各种手段强制减少城镇人口。请看下面两条记录：

记录四：1961年7月19日，地委成立精简职工和压缩城市人口领导小组。落实中央和省委关于继续精简职工和压缩城市人口的指示。到1963年4月，全区共精减职工98266人，减少城镇商品粮供应4092万斤，减少企业工资基金2734万元。

 记录五：1963年11月15日，地委、专署通知，动员外流人口回乡。规定：凡1960年底以前进入九江已安家落户的，可不动员返回原籍；1961年1月1日以后进入九江的，一律动员返乡。

经过1961到1963年的精简下放后，仍无法完全解决城镇人口过多的问题，许多初高中毕业生在等着找工作，放任在社会上游荡会带来更大的麻烦，农村成为他们唯一的出路。

记录六：1968年10月7日，首批地市直属机关干部、知识青年和居民3万多人，下放到修水、武宁、彭泽等县农村安家落户，“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1967年到1977年是上山下乡的第三阶段。1966年到1968年，全国“老三届”学生中，城镇人口约有400万。于是，全国掀起了声势更加浩大、执行力度更强的上山下乡运动，并将其从社会运动完全转化为政治运动。

1968年10月7日，九江专区革委会在市人民剧院门前广场举行了上山下乡誓师大会。1968至1972年间，全区先后安置知识青年31870人，其中有上海知青13381人，南昌知青2503人。

记录七：1969年12月20日，专革委下拨城镇居民和知识青年下乡安置经费和生活补贴费，要求切实安排好下放人员的生产、生活，使其尽快达到生活自给。

从以上这条记录可以看出，到了1969年年底，知青的生活自给问题仍未得到解决。

1973年起，知青政策得到调整，九江地区实行了“厂社挂钩”。1973年到1976年，全地区安置省内外知青2.5万人以上，城镇户口的17周岁青年几乎全部下到挂钩点。

第四阶段在1978年到1982年之间，是上山下乡的转折期。1979年，九江地委决定，1972年以前上山下乡的知青，原则上收回城镇。至此，80%的下乡知青返回城镇。

记录八：1982年3月10日，九江地区知青办与行署劳动处合署办公，并成立社会劳动力管理科，实行两块牌子，一套人马。

本次合并实际是撤销单位。1982年后，只有极少数与当地农民结婚的知青留在农村，其余全部返城。

九江上山下乡运动历时28年之久，涉及全市12个县（市、山），共接收和安置省内外知青10万余人。从1955年10月上海第一批知青抵达德安，到1982年3月知青办合并到行署劳动处，这一段漫长的运动，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