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高考预考失利，我转辗到修水一中补习。说起转辗，是因为去一中补习颇费了一番周折，在得到预考没有通过的消息后，心情沮丧到了极点，感觉整个天空都是乌云密布的，有点无颜见江东父老的味道。考前曾经作为高考鼓劲会的发言代表，班上成绩居前三的我，竟然没有通过预考。

高考预考是当时江西等省份在正式高考前由各省命题采取的一种筛选制度，这种制度因为有诸多的弊端，1987年被废除。天不逢时，我正赶上了最后一届。愧对学校的老师和家中的父母，但愧对也要面对，学校通知所有毕业生到校照毕业相，只好硬着头皮去见见昔日的老师和同学。先见了班主任，他倒是见过大风大浪的，波澜不惊，作为一个带班多年的老教师什么情形没见过，有考生考上、有考生考不上再平常不过了，平常得就像吃早餐还剩一点馒头那么简单，很轻描淡写地说：“没考上，很正常，想考明年再补一年。”

我没有想好怎么跟父母交代，在外面溜达了几天之后，邀了个同病相怜的同学陪我回家，走了两三个小时山路，快到家时看到爷爷在挑粪施肥。爷爷问了问劝道：“读了这么些年的书也差不多了，读者读，耕者耕，田也是要人种的。”他根本不知道考取与没考取意味着什么。回到家，听说父亲正在屋背翻地，便低着头上前去叫了一声“爸”。父亲似乎早知道了一切，便把翻地的角锄一扔，坐在了地上，看也没看我俩说：“你们翻地吧。”我知道没考上让他这么多些年含辛茹苦的工夫白费，更是希望儿子考上雪耻他这么多年来忍受的屈辱化为了泡影。一直以来，父亲不知忍受了多少身体上的劳累，更不知忍受了多少乡邻的白眼，只是一心希望自己的孩子有点出息，考上大学，有碗轻快饭吃，不再过这样的生活。哎，命运竟是如此的捉弄。中午他饭也没吃，话也没多说，只是不停地抽着闷烟。我同学见状吃完饭就回去了，我母亲塞给他几个鸡蛋和一袋薯霉粑，就是用红薯刨丝后剩下的薯蒂磨粉做成类似馒头一样的，怕他在路上饿着。

那年暑假，尽管天气炎热，我却过得像寒冬。暑假中途，父亲从大冲中学教书的表叔那里获得一条信息，说大冲要招聘一批民办教师，便要我去报名参加考试。虽然我当时有个想法准备去补习一年，但不想让父亲难过，还是去参加了考试。成绩出来后，当时公社书记找我和我父亲谈话，要我放弃这个机会再去补习一年，便做通了我父亲的工作，答应给我家一些困难补助。这样，父亲答应了，让我再去读一年。

八月中旬，我便游魂一般到各学校去打听办补习班的信息，当时据说不许学校办补习班，有关信息通过官方渠道获不到的，一切只能靠道听途说。获得了工人活动中心的几间空房子，租给了一中的几个老师，又听说文科只招一个补习班。于是，就去那里蹲守，托一个学友报了名，要等候消息。过了两天又听说我的分数不够，报不上名，要进还要等那些报了名的人有没有被补录的。又过两天一个学友介绍，有一个报了补习班的会被录取，叫我顶他的名额，一根绷得快要断裂的弦终于可以松一下。

到了开学的日子，终于获准进教室上课。补习生的住宿吃饭原则上是不管的，但根据惯例，可以到一中的食堂搭膳。于是在县城一个蔬菜基地的旁边找到了一家农户的房子，几个同学合租了下来。早餐时间较短，就在一中吃馒头，中晚餐四处打游击。当时县城有好些单位办了食堂，可以对外供应。我能分明地感到那时人们对我们这些艰苦求学的孩子所给予的同情。我们去那些食堂买饭，都不会让求学的孩子饿着肚子。

最令人怀念的是一中的馒头。7:40下课，从工人活动中心一路小跑到一中食堂买馒头，有时补习班没老师时可以早一点下课。大家都知道，到一中有段距离，去晚了可能买不到了。到了食堂，大家就都像嗷嗷待哺的雏鸟等待着食堂师傅抬着热气腾腾的蒸笼从厨房里出来。食堂师傅会像候鸟一样准点出现，他们抬着一个大蒸笼，足足有两米长一米宽，从冒着热气的厨房出来，蒸笼里躺着的就是那些白白胖胖的馒头让人垂涎欲滴。他们把蒸笼搁在一个位置架上，放下抬蒸笼的横杠，顺手一翻。馒头就全部倒进一个大大的木盘子里。这时阿姨们就忙碌起来了，她们熟练地一手接过饭菜票，一手递给学生，双手伸缩自如犹如仙女在云雾之中翩翩起舞。那大白馒头不用吃，拿在手里就是一种无与伦比的享受，热乎乎的从手里一直暖到心里，软而不黏乎，柔而有弹性。在手上倒腾几下之后，迫不及待地要往嘴里送，根本不需要豆浆牛奶咸菜之类下咽。不怕笑话，要也没有，那是像我这样的能够有书读，就是上天的恩赐，不能像现在的读书人那样有过多的要求，有点钱吃饭就不错，还要学会精打细算。难怪多年以后，还有很多人见我便说，当年你爸有眼光，他是受了不少苦，你们享福，吃着国粮国饷。

那个馒头入口呀，真的没话说。记得汪曾祺在《胡同文化》里写过一段关于北京人吃的话，摘录如下：“有窝头，就知足了，大腌萝卜就不错，小酱萝卜那还有什么说的，臭豆腐滴几滴香油可以待姑奶奶，虾米皮熬白菜，嘿！”用层层递进的口气说出了北京人对待生活的易满足感。皇城根下的百姓见过多少朝代干戈更迭起，昔日权贵阶下囚，时来佳酿当时醉，运气上饱下顿忧。只要平安无事，今天能够有吃的，明天头颅还在项上就足够了，还欲何求。这时候的馒头已不只是果腹之需了，一口下去，软糯之中带有一点韧劲，绵柔之中带有一份爽脆，麦香之中带有一丝甘甜。之于北方之馍硬而带渣，之于南国之汤包，一中的馒头，少了些硬朗却多了份柔情，少了许馅味就多了份本味，它是面食中的极品，早餐中的珍馐。尽管已过去多年，至今回味起来，口中还有那一丝香甜。

在一中复读的往事竟然最让人难忘的就是这大白水豆腐一样四四方方的馒头，是啊，人的一生要经过许多事，到过许多地方，然而留在记忆深处的就是吃。古人也在人生四件事——吃穿住行中把“吃”放在首位，今人见面的基本问候是“你吃了吗？”可见吃于人的重要。离开一中之后好几回要回去看看的，也是因为这些让人嘴馋的大馒头。

第二个学期，正月初六就开了学，教室由工会搬到了一中校内那栋废弃的教学楼内，由于危房改造，那旧房子不再使用了，但是作为补习生的教室，风险就降了很多。一来方便教师上课，上半年雨水多，出去不易；二来不准办补习班也只是文件上说说而已，有的政策只是政者之策，与老百姓并无实际关系。大家都心知肚明，看破不说破。还有就是我们这些补习生也多多少少有了点归属感，在学校上课，到学堂的路又近了一些。不用担心吃不到馒头了，还多了几分钟读书的时间。

外面的早餐店也是有馒头卖，不仅个头小，而且发酵的手艺也不如一中的食堂师傅。不用吃到口，只要掰开一看，没有蜂窝眼便知，或是没有用老面发酵，或是发酵的时间不够。同样的食材在不同的师傅手里做出来的味道就是不一样，我们教书也是这个道理，同一门课程不同的教师教就是两个样。

在读高中时，是享受不到这般美味的，一日三餐都是自己淘米蒸饭，弄得不好还要挨饿。因为岭上有一个不好的风气，就是丢饭，大家都打米蒸饭，为什么会丢饭呢？原来有一群县城去岭上读书的学生比较坏，懒得蒸饭。到了吃饭时就去端别人的吃。丢了饭的同学较强势一点的就又端他人的吃，形成恶性循环，胆小一点的就只好挨饿，我属于后者。后来学校在校附近一个废弃的水井里捞出了上千个碗，有的碗里还留着没动过的饭。与之相比，有这些喷香的馒头果腹读书的劲头都要更足一些，还省去了洗碗之烦和丢饭之恼。

第二年，高考制度改革，取消预考，分中专、大专两个层级报考，中专不考外语。我外语本来就不好，很多人都劝我去报考中专，我偏不信邪，坚持报考大专，还是被英语拉了分，最终被师专录取。不管怎么说，总算是进了大学的门槛，满脸是皱纹的父亲总算是长长地舒了一口气，皱纹平直了许多，那个公社书记还专门登门道贺，并说“听我的话没错吧？”父亲连忙点头称是，尊他为座上宾。

这以后去一中的次数不是很多，也不好意思去，也不认识几个人，那栋作为教室的旧房子还是被拆了。师专毕业后分配到一个偏远中学教书，过着颠颠簸簸的生活。

前不久，几个老同学相聚，有的已经分别三十多年了，饭桌上又聊起了补习时候的往事，大家都不约而同地说起了最难忘的是一中大白馒头。人生是多么的奇怪呀，会遗忘很多的事情，也会记得很多的事情。还有一些事情，如多年窖藏佳酿，不提起的时候似乎忘记了它的存在，只要一提起它就会散发出醉人的芳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