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三立像 徐悲鸿绘，炭精笔，纸本，1928年

陈三立(1853-1937)，号散原，江西修水人，江西诗派传人，“同光体”赣派首领。综观陈三立一生，以“三立”为名，可谓实至名归。

何为“三立”？

《左传》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立德、立功、立言，是人生价值的体现。

立德

光绪十五年（1889），陈三立考中进士，授吏部主事。上任数天，因不满吏部因循苟且、陈腐无生气的衙门作风而离职。次年初作《元日》中云：“江湖吾计决，物外有垂纶。”可见他决意不往腐败的朝廷就职，并自言“来作神州袖手人”。

甲午之战后，台湾将割让给日本，他参与暗地援助台湾抗日事，屡与在台之友人易顺鼎相联络。

庚子事变，八国联军入京，慈禧太后挟光绪帝逃奔西安。陈三立联络旧日维新党人，暗中活动“东南自保”，以免南方遭受战火之灾。

陈三立拟劝湖广总督张之洞，迎銮驾至汉口或江宁，逼迫慈禧归政于帝。但张之洞是骑墙派，仍效忠慈禧，事情未成。从中可看出陈三立的卓然风骨和爱国热忱。

光绪三十二年（1906），时任北洋大臣的袁世凯托人拉拢陈三立并想邀他入京城。陈三立洞察其野心，北上保定、天津，终不肯入京城。

民国初年，大总统袁世凯拉拢一班大文人，组织“筹安会”以筹划称帝，陈三立几位友人也赴京加入其中。

陈三立写诗无情嘲讽了他们。

1932年日军侵占上海闸北，陈三立时居庐山牯岭，他昼夜不安，在邮局订阅航空沪报，每日读完后愀然叹息。有一夜，忽在梦中狂呼“杀日本人”。

年过古稀的老人，耿耿不忘国事。他当年的好友郑孝胥投靠日本，协助建立了伪满洲国，陈三立痛骂郑孝胥“背叛中华，自图功利”。

陈三立后在他的诗集《散原精舍诗》中，愤然删除郑孝胥所作的序言。1934年，其三子陈寅恪迎至北平，寓居姚家巷。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后，陈三立忧愤成疾，还常常询问战况。有人说中国必定打不赢日本，将被征服。他愤然斥说：“中国人难道不如猪狗，服服帖帖任人屠割吗？”背过身来，不与此人说话。日军进入北平城，他拒不服药，不进食，乃至于饿死。

立功

光绪二十一年（1895）秋，陈三立父亲陈宝箴任湖南巡抚，推行新政。次年春，陈三立往长沙协助有功，排难解纷。曾代父主持湘绅会议，劝聘梁启超主讲时务学堂。

“戊戌变法，三立与有力。”他与谭嗣同、丁惠康、吴彦复结交，四人学识均为一时俊隽，人称“四公子”。他一度应邀往江西主讲变法事宜。

戊戌政变，文廷式潜匿长沙，朝旨令捕获，三立父子遣人告知，资助其东渡日本，竟以“招引奸邪”罪同被革职，全家迁往南昌。

三立葬其母于西山，在墓附近筑“崝庐”以居住。光绪三十年(1904)，清廷预备立宪，诏赦陈三立开复原官，而陈三立已无意出仕。

其时江西贫弱，陈三立为江西谋富强、兴办实业奔走呼号。光绪三十年初，江西巡抚奏设江西农工商矿总局，陈三立与刘景熙、黄大埙、胡发珠等名绅发起倡议，要求仿照招商局之例，官商合办江西机器造纸公司，筹得资金42万元。

当时湖南已铺筑自武昌至长沙铁道，而江西尚无一寸铁路。署理太常寺卿、九江人李盛铎联合江西籍的京官110人奏请南浔铁路由江西本省自行修筑，先修筑自南昌至九江的南浔铁道，成立江西铁道公司，推荐曾任护理总督、此时闲居的李有棻出任总理，陈三立被推为协理。

此后数年间，陈三立往来九江、南昌与南京等地。其诗云：“嗟我溷乡役，父老所鞿系”（《除日讯季祠》），“又议敷铁轨，横纵贯闽鄂”“我忝乡井役，束手视民瘼”（《舟去王家渡十里许风厉仍泊书以寄兴》），即言及他担负此职。

由于江西府库“异常支绌”，无经费筑路，商议派员分赴北京、上海、武昌，以发行债券方法，招捐商股以募集资金。董事会希望凭借陈三立在国内各界的声望影响来操办此役。他毅然承担这一艰巨任务，先后赴武昌、上海为筹款而奔忙。

陈三立的诗歌作品。汤建萍/摄

立言

陈三立早年在长沙参加碧浪诗社，诗学汉魏六朝古风，深得湖湘名士郭嵩焘、王闿运器重。后在武昌转学韩愈、黄庭坚诗，得黄遵宪逐首点评。

戊戌变法失败后，其幽忧郁愤与激昂慷慨之情无所发泄，唯寄寓于诗，正所谓“合眼风涛移枕上，抚膺家国逼灯前”。

父亲去世后，他每年清明、冬至均至南昌西山扫墓赋诗。王揖唐称其扫墓之作“字字如迸血泪，苍茫家国之感，悉寓于诗，洵宇宙之诗文也”。

西山又名散原山，陈三立自号散原，以此系西山之悲恸。诗风也一变为奥邃苍坚。著有《散原精舍诗》上下册、《续集》上中下册、《别集》一册，共2125首诗。

其诗一出，无论新旧学者，皆以先睹为快。

梁启超评其诗：“不用新异之语，而境界自与时流异。醲深俊微，吾谓于唐宋人集中，罕见伦比。”

陈三立胸怀匡世之大志，读书广博，少即工诗能文，本欲在维新变法中施展抱负，惜时局逆转，遭遇人生历程中的大挫折，遂愈加潜心于诗、古文，从而成为“同光体”的领军人物，赣派首领。

正如杨昀谷诗云，“半生党籍尊元祐，一代诗坛铸子昂”。

陈三立也是一位古文大师，远绍范晔、韩愈，近承桐城派而不为其所囿，清醇雅健，气格遒严。他为不少清末民初的名人写过墓志铭，然而军阀张作霖在父亲丧后，欲以重金乞陈三立作墓志铭，被陈三立婉辞。

1924年，陈三立因其妻与长子陈衡恪（美术理论家）葬于杭州牌坊山，迁居西湖畔。

四月，印度诗人泰戈尔由徐志摩陪同来访，赞他为“中国诗人代表”，三立谦言不敢受。

1929年，次子陈隆恪迎其父至庐山牯岭，在此倡修《庐山志》，主张既有所继，亦应有所创。后请吴宗慈完成此志，体现了《庐山志》的现代性、科学性。时庐山为夏都，海内文人墨客来山，多造访论诗。先后为王家坡瀑、花径景白亭作记。

1933年，庐山万松林47位诗人雅集赋诗，曹经沅汇编诗作，请陈三立作《万松林集社诗序》。大诗人的声望，如匡庐之高，执诗坛之牛耳，当之无愧。

陈三立人品峻洁，而待人宽厚，雅望清标。虽积极主张维新，然不赞同康有为过激主张。

欧阳竟无以为：“改革发源于湘，散原实主之；散原发愤不食死，倭奴实致之。得志则改革致太平，不得志则发愤而寄于诗，乃至于死国。发于政，不得以政治称；寓于诗而不以诗人概，诚古之性情肝胆中人，始终一纯洁之质也。”

陈三立之父陈宝箴系清末重要维新党人，子衡恪、隆恪、寅恪、方恪、登恪，皆以操守与学术、诗文名世。

故吴宓称陈家为“文化贵族”，“实握世运之枢轴，含时代之消息，而为中国文化与学术德教所托命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