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九江就有“鱼米之乡”“赣北棉乡”“江南鱼仓”的美誉。古书说九江“据三江之口、当四达之衢”，七省通连、商贾集至。江西及皖南所产大米、茶叶等均在此汇集，然后分运到汉口、上海等地。著名的景德镇瓷器也由九江输出，也是我国近代“四大米市”之一。

　　有民谣曰：“长江流域鱼米乡，鄱湖平原大粮仓，腹地深远赣鄂皖，米号兴隆数九江”。米市鼎盛时期粮行米店约有130家，可分为三个帮派：一是广东帮，二是南昌帮、三是本地派。九江米市历经沉浮，孕始于唐宋，雏形于明清，兴盛于清末民初，衰落于抗战期间。

　　九江过去是京师漕粮必经之地。早在唐代，九江就已经是长江中游物资集散的一大商埠，当时京城以外的大官仓，有相当一部分设在江西境内，而大批漕粮经九江转运京师。到了宋代，经九江转运的漕粮就更多。据史书记载，由于米谷商业交易繁荣，仅湖口与江洲两处，征收船商税即达29800贯以上。另外吴自牧在《梦粱录》写道：“九江贮粮实仓，酿酒盈缸，行商坐贾，积贮倍息”。这就是孕育中的九江米市的真实写照。

　　明末清初，九江已发展成为具有相当规模的商埠码头，有所谓“车盖楼船，应接不暇”，的记载。清廷入关以后，采取“免税惠商”“旌表褒商”等改革措施，鼓励商人进行地区间的粮食贩运。九江米市就开始形成了一个粮食集散地的雏形。

　　进入民国以后，九江米市曾兴盛繁荣了一个时期。它与长沙、芜湖和无锡被并称为我国四大米市。甚至有“南昌成为江西米谷集散中心，九江是出口咽喉”“江西米之出口，百分之八十经九江运出。上行往汉口，下行往上海，视市价而定”之说。抗战时期，九江米市曾一度衰落，经济萧条，市场衰微。新中国成立初期，九江米市又一度复兴，有粮食陆尘公司、粮行、米铺、米栈等126家。在1953年末，政府对粮食实行统购统销，九江米市又长期处于封闭状态。

　　直到1983年后，随着改革深化，实行粮食多渠道经营，1984年，缩减粮食统购品种，1985年，取消粮食统购之后，九江米市又重获复苏和振兴。恢复发展中的九江米市，于1990年12月经上级批准，成为全国和江西第一家省级粮食批发市场——九江粮食批发市场。

　　早在汉代灌婴所建的浔阳古城早已沉埋在如今的八里湖新区赛城湖底中，从1981年考古中发现的古陶瓷作坊遗址、呈长方形的古房址一处、古陶瓷窑址11处、古砖窑两处、较为完整的古水井9处，以及大批的古陶纺轮、石臼、石磨和陶网坠、瓷擂钵等文物中就可以看出当时这一带盛产稻米以及稻米加工作坊。据历史遗存印证，新石器晚期，即有先民在九江市柴桑区境内繁衍生息，这块土地襟江带湖，雨水充沛，沃野千里，物产丰饶。过去人们在认识自然和利用自然的漫长实践中，用自己的勤劳智慧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农业文明。

　　从柴桑区1984年发掘的新合神墩遗址中，我们可以看到包含有新石器时代晚期和青铜时代的商、周等三个时期的地层堆积和文化遗物，而周代层堆积较厚，出土文化遗物的早晚演变序列也比较清楚，因而又可分为早、中、晚三期；该遗址文化堆积，前后延续时间达2000年之久。故此，无论从哪个方面考虑，神墩遗址均是江西目前所发现的古文化遗存中之佼佼者，它将为江西考古学文化编年序列的研究和建立，为探索与周围省区古代文化之交流和融合关系，提供十分重要的实物资料和标尺。

　　遗址坐落在新合乡境内，呈土墩型,顶面平整,高出现在稻田5~10米,面积共25000余平方米。为配合大沙铁路的修建，经江西省文化厅报请国家文化部批准，省文物工作队于1984年和1985年秋冬季节，组织了两次抢救性发掘，揭露面积共计900平方米，出土各种文化遗物和可复原器物400余件。其中，商代和西周水井各一口。在商代井内填土中，除出土了一批陶器外，还出土了一件木质农具——耜。该木耜长近一米，是当时全国商文化遗址中所仅见的一件木质农具实物资料。

　　长江流域的原始农业萌芽于八千至一万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早期，到了距今四五千年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则有了长足的发展。位于长江流域的柴桑区由于地处大江南北，上下游的交叉点，地理位置得天独厚，赣鄱大地地势低平，气候温暖湿润，河网稠密，湖港众多，有着得天独厚的农业生产条件，尤利于水稻的生长，成为历史悠久的稻作之乡。因而文化堆积中所包含文化遗物十分丰富，神墩遗址中都发现大量含有稻秆、稻谷壳的草拌泥。还有大量出土的中原殷式鬲，以及大量共出楚式早期陶器，同时包含有长江下游吴越青铜文化的一些因素，并且在堆积中混进了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某些器物或碎片。

　　从发掘的房址、养鸭场、墓葬中的众多陶制生活用具(包括鬹、豆、鼎、壶、碗、钵、罐、盂、缸、觚、器座、器盖等)佐证了人们己经结束那种游移不定、到处开荒的状况，开始在几块土地上轮流倒换的定居生活。农业的耕作方式也脱离“原始生荒耕作制”阶段，而进入了“锄耕”或“耜耕”的“熟荒耕作制”的阶段。特别是铜质的耜、犁、铧、锸等，对于土质坚硬、高低阔狭不等的江南水田泥耕功效更高，可以看出当时水稻种植技术的进步。遗址中还出土了石斧、石斫、骨铲、石磨盘、磨棒等与农业生产特别是谷物加工的生产工具，以及一定数量的原始陶片，充分证明江西是中国稻作农业的重要起源之一，在中国乃至世界古代农业文明史上有重要的地位。

　　人们开始意识到土壤肥力与作物生产的关系，因此，采用火耕，既开辟了土地，又增加了土地的肥力，懂得一块土地肥力耕尽即抛荒另辟新地的重要作用。从神墩遗址出土的文化遗物还得知，赣江——鄱阳湖水系的樊城堆文化面貌，与长江下游、东南沿海原始文化关系密切，它是沟通岭南、湘江中上游的桥梁。

　　江西的稻米不仅产量大，而且米质好，故南朝时期京城建康以外的大粮仓三分之二都在江西境内。寻阳（今九江市）不仅是重要的产粮基地，而且是江、荆、湘、郢诸州稻米的集散地。

　　隋唐以来，随着先进的曲辕犁（江东犁）、秧马及筒车在鄱阳湖流域的普遍使用，水稻栽培技术及生产率进一步提高，江西已逐渐成为全国著名的稻作区及粮食供应地，并因此而确立了自己在全国经济重心南移中的重要地位。安史之乱后，江西成为唐王朝财赋重心之一，“朝廷倚为根本，民物赖以繁昌”。在唐代出现了“畬田”，也就是利用山地、顺坡而种的旱田，其耕种程序一般是先砍掉树木杂草，放火焚地，再在雨前播种，不施耘锄，它是远古抛荒耕作技术的一种创新运用。

　　时任江州司马的白居易，写有“灰种畲田粟”“马瘦畲田粟”“春畲烟勃匕”《白氏长庆集》卷十、卷十四、卷十九)的诗句，不但说明当时的九江各地已有了“畲田”，而且对畲田耕作情况进行了写实描绘，耕种过程不仅要放火、施肥，而且使用了牲口进行耕种。

　　据了解，北宋泰和人曾安止搜编著的《禾谱》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水稻品种专著，他对水稻品名、来源、性状以及播种、插秧、收割的时间和耕作方法等，仔细调查研究，不断积累资料，并结合古人著述分类整理，撰成《禾谱》五卷。全书包括稻名篇、稻品篇、种植篇、耘稻篇、粪壤篇、祈报篇等内容，记载了吉泰盆地40多个水稻品种名称、来源、特征以及播种、插秧、收割的时间和栽培技术、管理方法。也是继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后的又一部重要古代农业科技著作，充分反映了北宋时期江西，特别是吉州地区的稻作文化水平。北宋时江南西道岁贡粮食百万斛，可见与西水稻种植业在全国的重要地位。

　　南宋中期，曾安止后裔曾之谨又撰《农器谱》三卷以补《禾谱》之缺，惜二书均在明末散佚，《禾谱》部分内容保留在光绪三十四年刊《匡原曾氏重修族谱》中。另据研究，《禾谱》和《农器谱》直接影响到元代王祯《农书》的写作，《农书》中保存了二书的部分内容。

　　宋代每年从东南六路漕运粮食600万石，北宋时期江西输纳漕粮120~180万石，南宋时期更不下200万石。宋代，著名文学家曾巩说江西“其田宜秔稌，其赋粟输于京师，为天下最”。

　　元、明、清三代，江西当地民众继续向丘陵山地要田。山区的开发，进一步加强了江西水稻主产区的地位。江西输出的商品粮，首先是满足江南地区即南京和苏、松、杭、嘉、湖等经济发达地区，其次是京师北京。江西的粮食生产与输出依然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九江地区因位于长江中下游平原，水量丰富，汛期长，水位季节变化小，河流落差大，水力丰，河流含沙量小。其地势低平、土壤肥沃，河汊纵横，灌溉便利。高温期与多雨期一致，水热资源丰富、配合好，梅雨适时适量，有利于水稻生长，让九江水稻深受大家喜爱，特成就了九江米市的辉煌。

　　近年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现代人们对于高品质大米的热衷，那米色洁白，食之可口，香气馥郁，颗粒晶莹，透明如玉，米香飘溢，营养丰富的有机稻米成了人们餐桌上首选美食。九江人民开始大力发展绿色有机水稻种植，以绿色生态，粒形整齐、饱满，完整粒高，晶莹剔透，口味清香、柔软爽滑等优点而闻名，吸引着人们的味蕾，让人久久回味。开锅时米香绕梁，从村头到村尾到处都布满米饭的香味。充满历史底蕴又朝气蓬勃的九江米市开始重新腾飞。

（桂孝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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