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阿 詹

1978年末，“劳动改造”了八年的陶博吾携老妻幼孙从新建县大塘公社金桥大队西庄村回到了南昌。这时他已年近八十。这位“整整14年，不但没有写过一幅墨笔字，连一支墨笔都没有见到过”（陶博吾自述）的“栗里后人”，回城的第一件事便是去商店购买笔墨纸砚，对于书展画展方面的消息更是十分关注，以期能尽快回归到自己痴迷了一辈子的“圈子”。恰巧不久，某博物馆有一场“明清书画展览”，好不容易拿到参观券，他却发现“明清书画展览” 六个篆字居然写错了四个！一个专业文化单位举办的展览，却犯如此低级的错误。耿直的他，随即将此事告知了在《南昌日报》社任副主编的朋友，嘱他一定要想办法通知主办方，杜绝此类事件再度发生。 事后主办方负责人登门拜访，却惊讶地发现，简陋的小屋里，四处随意摆放着的、署以这位素不知名、貌不惊人的主人名字的条幅字画，几乎每一幅都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消息不胫而走，陶博吾的名声渐渐传播开来。那时的他，因为成分问题，头上还戴着“帽子”。

1980年，江西省文联主席俞林去彭泽公干，偶然看到陶博吾所撰的一副对联，驻足良久，深为折服，回南昌后立即着手了解民间的这位“高人”，或许俞林同志压根儿都没想到，当年为之奔走并最终助其摘帽的一个举动，竟让这位耄耋老人进入创作高峰， 在随后的十多年间创作出了大量的“生命的力量不朽、智慧的力量不朽、艺术的力量不朽”（白桦语）的诗书画作品，被誉为20世纪100年间最杰出的20位中国书法家之一。

青年才俊  血气方刚

株树峦陶家位于彭泽县定山乡红光南附近，陶家山北边，有简易公路穿村而过，村边有两口塘。20世纪90年代，村庄住户不到30户，人口不过130来人。陶夏二姓于清道光年间，分别从黄岭陶家塝和湖口县夏昌金村迁此。

1900年7月12日，陶博吾就出生在这个叫株树峦陶家的小村庄，乳名卯生，谱名国顺，学名文，字博吾。祖父鑑顺公号菊园（1827～1882），贡生；父陶次园，字正，国学生；母周氏，三十三岁；异母兄陶屏如字国城，业儒，屡试前列国学生，十七岁。父亲陶次园从事水上经商生意，不幸于1904年四十五岁时病逝。陶博吾4岁失怙，由母亲周氏及兄长陶屏如抚养。

翻开陶博吾年表，一个聪敏孩童的成长历程便呈现在眼前：

六岁入私塾，从周载西先生读四书、唐诗，开始临写颜柳诸帖。

八岁从周介藩先生读诗经、左传，续临写颜柳诸帖，能作短篇文言文章和五言律诗。

十岁通音律。稍长，即以诗作鸣于乡里。

十四岁与本县刘翥南、刘子万、刘朴阶、陶涤泉等六位老先生组织的“六雅堂诗社”唱和。

十五岁从邓左藩先生学习理解四书五经，始作长篇文言文章。开始学画。

十八岁以优异成绩考入九江沙河甲种农业学校。

……

陶博吾爱读书，但绝非“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书呆子。他满腔热血，时时刻刻将自己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正如汪鹏图先生所言，自考入沙河农校，接受新学，他从此知识大开。翌年，“五·四”运动爆发，陶博吾和爱国师生一道，参加学生集会游行，积极声援这一伟大的爱国斗争，是当时“最具有进步思想的学生”。1922年陶博吾从该校毕业。

专注于研究彭泽文史的欧阳一知先生，曾在《陶博吾先生》一文中写道：1926年，陶先生受聘于彭泽县高等小学堂，任训育主任。任教期间，陶先生与当时的中共彭泽支部创建人刘明生、县农民运动的带头人韩原道交往密切。陶与韩自幼深怀爱国救民之志，无论及旧中国之腐败，山河之破碎，人民倒悬之种种情状时，常以未能学俊杰之大智大勇，挽国家于危亡，救民于水火而自责。曾撰联以明心志：

能转败为胜，能转危为安，叱咤风云，举世同瞻真俊杰；

无一技之长，无一策之献，低徊草莽，此生毋乃太平凡。

陶先生以此作为自谦自励之语，在彭泽县早期革命斗争中，与一切恶势力斗，其间“墉园斗牛”“龙城拔疔”两件事曾轰动全省，至今彭泽老人尚熟知能详。

“墉园斗牛”说的是定山下祠堂乡绅刘翥南宅后有一片公山，刘翥南据为己有，并将山林尽毁，植以果树。他进而在公墓上营造别墅，赐名“墉园”。陶博吾、韩原道等带领群众与刘翥南交涉，刘翥南置之不理。于是大家一日之间将其所植果苗拔去，公山收回。

“龙城拔疔”的故事发生在1928年，县城某富户嫁女，他为炫耀财势，于后街老忠烈祠对面（现城关完小附近），竟占道建青砖瓦屋三间为嫁妆。陶博吾对此深恶痛绝，与韩原道率众师生令其立即拆除。富户气焰嚣张，不仅拒绝拆房，反诬陶博吾聚众滋事。因而激起公愤，导致斗殴，富户被群众打落门牙两颗。师生们一面张贴传单，揭露富户强占公共用地的劣行；一面提起公诉。陶博吾与被告对簿公堂，理直气壮，据理力争，终于胜诉。受理此案的是一位具有民主进步倾向的县长，当即将富户拘捕，责令拆屋还基。据说陶博吾先生与富户尚有亲戚之谊，其大公无私着实令人敬佩。

命运多舛  百折不摧

“读他的诗，一个月内不知肉味，几至落泪。”“或含有深邃的哲理；或道出普遍的社会现象，但深沉；或文辞优美流利，比兴贴切，专门的诗家亦鲜有能过。”

——中国美术评论第一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陈传席

1926年，26岁的陶博吾遭受了人生的第一次重创。据《陶博吾年表》记载：8月26日，妻周香姣去世。因积极参与本县打倒土豪劣绅的斗争，被土劣集团买通官府发兵捉拿，只得与进步青年避难于庐山脚下的白鹿洞。家中被官兵搜索一空。9月24日，兄长陶屏如病逝。是时，母亲周太夫人患肺病，儿子陶澄年仅四岁。深陷痛苦的陶博吾写下《白鹿洞忆钧儿》表达悲愤：“阿娘抛汝去，阿爷复远游。不知伶仃身，能似昔时否？虽有老祖母，万事俱躭忧。自顾且不暇，抚养何能周？我儿亦聪明，饮食尚能支。要知无母儿，勿复作娇痴。我自来山中，触物尽成悲。”每日念及此，伤心血泪垂。

陶博吾的一生，颠沛流离，写诗含泪，用泪写诗。《弃儿行》就记述了一个惨不忍闻的真实事件：1938年9月，侵华日寇向赣北大地一路进犯。流亡途中，十余只避难同行之船泊于永修县境三曲滩。陶博吾一家六口也在这支逃难的队伍中。夜深了，一条来自九江的船上突然传来阵阵婴儿微弱的哭声，一名孕妇分娩了！第二天清晨，船即将启航时，妇人艰难地爬起身，怀抱婴儿踉踉跄跄奔向岸边，将孩子弃于沙滩上。待妇人失魂落魄上得船来，船上所有的人都齐声责骂妇人无情。此时妇人扑倒在船上奄奄一息，命若悬丝，全船男女老少看着岸边那微微颤动的襁褓同声悲泣，江水载着众人的眼泪而去。

泪眼模糊中，陶博吾以歌当哭，写下了日后被《民国日报》发表、全国各家报纸纷纷转载的《弃儿行》：“弃儿沙滩上，儿哭母更哭；哭声一何悲，舟行一何速。一村复一村，青山罩白云；遥遥道路远，儿哭母不闻。月光如水水如天，荒江寂寞秋风遍；儿饥儿冷无人知，儿死儿生何由见，儿生或有人悲悯，儿死勿怨母心忍，母命瘦如柴，母苦血已尽，故乡焚烧不能归，逃亡满地烽烟紧，弃儿长已矣！痛心何日止，轮回如有再来时，愿儿勿生干戈里。”

有评论说，陶博吾这首诗，当与杜甫《三吏》《三别》《哀江头》《哀王孙》相提并论。

性格，有时真能决定命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棱角峥嵘的陶博吾屡屡“因言获罪”，历次运动无一幸免：

1955年被戴上“落后分子”帽子；

1958年被开除公职；

1963年被戴上“地主”帽子；

1966年遭红卫兵抄家，将数百幅各个时期书画作品及手稿、收藏的柯罗版画册、碑帖以及《四部备要》的经史子集，共千余册全部销毁。

1970年， 70岁的陶博吾与老妻一同被下放农村劳动改造。

下放八年间，老夫妻与幼孙住在一间破败的房屋里，周围没有邻居，与鸡鸭猪相伴，“古柳浓荫笼破屋，四无邻居只苍天”。用餐时，一张简易的木桌上，摆着两碗不见油花的青菜，人在桌上吃饭，鸡鸭猪在桌下觅食，脏兮兮闹哄哄。煎熬的日子里，陶博吾也曾有写字作画的念头，可哪里去寻笔墨？能做的，只有将忧愤化为诗句：“浮生七十六，犹留荒僻村。饥寒包瘦骨，污浊罩灵魂。积愤偷填句，旧游耻过门。见人三尺矮，惭愧对儿孙。”（《书愤》1976年）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邱才祯在探讨陶博吾的书法成就时，曾同时提到篆书高手齐白石和陆维钊，只不过齐、陆二人早已成名成家，而陶博吾却整日在为温饱生计发愁。当然，种种磨难，并未将这个倔强的老人击垮，相反，其对十数年令人嗟叹的遭遇中无所作为却深感痛悔，自责道：很多人在改造中坚持完成了许多著作，而我却表现得如此消极，回想至此，悔恨如何！

师出名门  自成一家

在陶博吾不幸的一生中，被人赏识是他最大的幸运。“小时了了”的他，6岁起就得到了彭泽当地诗文宿老的器重和关爱，启蒙老师周载西和乡贤周介藩、邓左藩都曾对他用心栽培。少年得意的陶博吾并不满足做小县城的“名人”，决心赴大城市深造。他于1925年8月考入南京美专，很快得到名师沈溪桥、梁公约、谢公展等先生青睐，学诗文绘画兼习汉碑。虽然首次跨省求学因军阀混战，时局动荡，仅一学期便辍学回家，但写字“习汉碑”，是他学习书法道路上的一个重要转折，也是他后来痴迷石鼓散盘并在吴氏风格基础上形成自己风格的最早起点。

1929年，年近而立之年的陶博吾再次离开家乡，以优异成绩考入上海昌明艺专。昌明艺专是由吴昌硕长子吴东迈及王一亭、王个簃、潘天寿等吴昌硕生前友好、弟子们组建的教授中国传统艺术的学校。陶博吾当年最崇拜吴昌硕先生，进入昌明学习时，吴昌硕已过世两年，未亲受吴老教诲，是他平生一大憾事，但所幸有黄宾虹、潘天寿、贺天健诸名家悉心教导，又有之前在南京美专学习的基础，故在书画方面大有长进。诗词课则由前清翰林、诗词家曹拙巢老夫子担任，“名师出高徒”，陶博吾的诗书画各科成绩优异，且享有“诗人”之誉。林散之、诸乐三、吴东迈等一批才俊与其为砚友，可谓是中国最早一批科班出身的“艺术青年”。

石鼓文是一种石刻文字，因其刻在石上、外形似鼓而得名。其字体古老，上承西周金文，下启秦代小篆，一般称为“大篆”，也是学习篆法的重要范本和入门资料。“辞严义密读难晓，字体不类隶与蝌的石鼓文……到吴昌硕才遗貌取神，打破原刻的方圆严谨，创造出一种独特风格，真所谓前无古人，后少来者耳。我受吴（吴昌硕）的影响很深，爱原刻石鼓，更爱吴所书的石鼓，并从金石索所载的石鼓文字，集成联语九十六幅。本想跳出吴的藩篱，露点个人风格，然而学识浅薄，兼之书外之音更少，真正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也。” 陶博吾在《我的学书经过和体会》一文中写道，当然这是他的自谦之词。行内认为陶博吾真、草、隶、篆皆擅长，尤以行草、大篆更为突出。他的大篆以石鼓文集联、散氏盘铭文集联为代表作，无疑反映了他在篆书上承前启后的成就。用中国书坛泰斗启功先生的评语来说：“陶博吾的石鼓文和散氏盘，就功力来讲达到了吴昌硕水平，从夸张变形、生动趣味方面看比吴老略高一筹。”李可染先生亦赞赏道：“行书对联结体奇特，个性强，又有趣味，篆书功力深厚，不在吴缶老之下”。陶博吾同时还是一个文字学家，在小篆研究上颇有心得，有《小篆研究》三卷结集出版。

都说天赋是一种自然的能力和潜质，而兴趣则是后天发现，经过不断努力，最终才有所成就。陶先生自述“十余岁对写字开始感兴趣”，这一感兴趣就是一辈子。他“一生不识长安道”，也无意一定要成为诗人、书家、画家，更不奢望跻身名家行列，只想把自己感兴趣的事悟透，想深，做好。他的作品完全是自己人格、志趣、个性的体现。他创作时心态全然放松，不受技巧束缚，自由舒展，而且作书时从不写别人的句子，作画从不题别人的诗文，曾自嘲“书如枯葛形尤丑，诗比村醪味更酸”，任你赞赏也好，鄙夷也罢，他绝不因功名利禄而累、毁誉与否伤神。他的书画“自成家法，独立门户，百年的苦心经营，终垒造了自己的山头，以其与众不同的独特风骨雄踞当今书坛。”陶博吾的忘年交、刘海粟美术馆前副馆长王兆荣先生在《百年孤独》一文中如是评价。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