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地区曾经的虎患

■ 陈前金

“白额频频夜到门，水边踪迹渐成群。”唐朝诗人韦庄《虎迹》中描写了虎害的频繁。“人虎相半居，相伤终两存。”这句诗出自杜甫的《客居》，描述了作者在夔州（今重庆市奉节）的居住体验。

老虎与人类一样，都属于自然万物中的一员。虎患的发生，不仅仅是人与野兽之间的冲突，更是自然环境变化、社会变化和人类活动相互作用的结果。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多虎的国家，是世界上唯一拥有4个老虎亚种的国度，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到处都有老虎的栖息地。在我国漫长的岁月中，被称为“百兽之王”的老虎一直是人类生存的巨大威胁。自秦汉以来，中国对于虎灾的记载数不胜数。到了明清时期，虎灾更成常态。从四川、云贵一直到湖北、湖南、江西、岭南，都有老虎伤人的记载。20世纪50年代，我国长江以南各省再次爆发虎患，时间长达十多年，危害之大、影响之广，令人震惊。

一、历史上的江南虎患

中国历史上有记载，虎灾最严重的时候是明清时期，虎灾多达514次，其中，205次发生于明代，309次发生在清朝。明清时期，南方总共才349个县，发生虎灾的县达200多个，一大半以上的县都曾发生过虎灾。

顺治五年，江西安仁县（1914年易名余江县）连续三年发生虎豹伤人事件，遇害人无数。顺治十一年，江西鄱阳县群虎为患，有一村数百人皆丧生，官府围剿这群老虎数年才平息。康熙五年，江西永新县发生虎灾，数百人丧身虎口。康熙十二年，江西安义县，老虎白天出来伤人，死伤者无数。康熙二十一年，江西宜黄县，老虎集体出来袭击人，百余人丧身虎口。康熙五十年，江西德安县，百余口人丧身虎口。康熙五十四年，江西武宁县遭遇虎袭，数十人皆亡虎噬。雍正二年，永新又遇虎灾，历时九年，死者计有上千人。乾隆二年，鄱阳县虎患未绝，村下百余口皆丧生。乾隆三十九年，江西萍乡，老虎频繁下山噬人，40人皆亡。嘉靖二十三年，江西上犹，虎吃食600余人，继而五年，虎患不绝，全县各乡皆被袭，死伤者超过千人。

九江的虎患也不少。据地方志所载，清代时期，仅鄱阳湖地区，就屡有猛虎出没，成群结队，攫食牲畜，伤噬百姓，造成“虎患”。如顺治六年，德安县有“群虎白昼伤人”。顺治九年，湖口县“虎杀人，坝头、桥橝头、皂湖各伤至数十人，下乡及黄茅潭尤甚”。康熙十一年冬，德安县有群虎“白昼伤人”，以致“乡民不樵采，上市者十数人结队乃行”。道光十五年，永修县“县境多虎，甚至田野村庄白昼噬人”。咸丰年间的《德化县志·卷九》上，提到九江有虎、豺等大型猫科动物。同治六年、八年，湖口县接连出现“豹虎伤人”“豹虎食人”的事。恶虎的危害，不仅发生在荒山僻岭与乡村田野，有时还扩展到市镇街屋，甚至于公然闯进县城噬畜食人。在湖口县，顺治八年时便发生过“虎入城”的事；顺治十七年时，又一次“虎杀人于城中”，还冲进知县的办公的房舍。康熙五十年，曾有群虎涌进德安县城，恣肆暴虐，“撞门入室，食男妇百余人”。明代的九江府志上，还留有老虎大白天闯到市内八角石游荡的纪录。

二、九江曾经猛虎猖獗

以前，九江的野生华南虎数量颇多。20世纪50年代，马回岭供销社每年会运出一些老虎的皮、虎骨、虎掌。一些吃过虎肉的老人讲，虎肉鲜红色，味道有点像牛肉。

20世纪60年代，九江各地对猎捕老虎都有奖励，甚至作为消灭害兽的榜样，就像当年武松一样因为打死老虎而成为人们心目中的英雄。1960年，“庐山莲花公社、队捕获野兽报告表”中写道：“打死一只老虎给奖金30元、狗熊15元、狼10 、野猪3元。”报告表后盖有原国营垦殖场莲花洞分场和庐山莲花人民公社的公章，另有审批单位庐山兵役局的公章。

那时庐山周边及一些县区都有长年打虎的猎人，他们都有不菲的打虎业绩，例如威家镇的吴顺桃，据其后人讲他一生在这一带捕杀了7～8只虎；柴桑区黄老门王某的外祖父一辈子打了十几只老虎……在各地对老虎的肆意捕杀下，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九江地区再也没有了九江华南虎的踪迹。

位于云居山脚下的永修县白槎区张公渡乡新基村（今属永修县江上乡焦冲村）是20世纪50年代虎患的重灾区。

据88岁的老人陈宗良回忆，在这场虎患中，只有100多个村民的新基村里，有9人死亡、1人受伤，被害家畜无数。虬津大桥未通车之前，南武（南昌～武宁）公路从新基村通过由张公渡渡口过修河。1949年前后，政府在新基村太平桥湖南武公路旁边搭建了一个民兵放哨的棚子，盘查过往行人。1952年冬天，一个要饭的流浪女晚上住在棚子里，被老虎拖去太平湖桥的桥洞里吃掉，现场仅留下一大摊血迹和部分毛发。

1953年春天，亭子组13岁少年吴相秋，傍晚放牛回来在村庄旁边的水塘洗脚，家人久等不见人回来，叫人又没有人回应，遂去塘边寻找。发现塘边有吴相秋的一只鞋子后，大家担心他被潜伏在这里的老虎拖走了。果然，第二天就在太平桥湖的桥洞里找到了吴相秋的半边脑壳。

亭子组涂家垅是个老虎窝，老虎在这个地方吃了3个人。1953年6月，家住涂家垅的汤荣光母亲在屋后的山上捡柴，大白天被老虎吃了。新基队陈献梓的老婆和陈佐斗的老婆都被老虎拖去涂家垅吃掉。

1953年秋天，坂上组陈宗树的妻子、年仅20岁的莲子在家里吃过晚饭去邻居家玩，走过一条1米多宽的小水沟时，被潜伏的老虎扑倒。幸亏时间早，村里人都没有睡着，大家听到响动一齐出来赶走了老虎。莲子虽然被救下，但因受伤过重，不治而亡。

由于时间久远，陈宗良老人记不准被害人受害的时间。老人说：“那时候，人心惶惶，谈虎色变，哪有心思种田？每天下午，太阳还老高，人们就早早地收工回家了。每天晚上，几乎都能听到老虎在村子里追着狗咬的声音。只要听到狗叫，人们就知道老虎进村了，赶紧在家里敲锣打鼓、击铁桶、放鞭炮、放土铳驱赶老虎。”

三、虎口逃生的幸运女孩

在这场虎灾中，有一个女孩虎口逃生奇迹般地活了下来。这个女孩名叫戴桂珍。她生于1940年，现年84岁。1950年，戴桂珍随父母由老家河南新乡县迁到永修县，居住在新基村一个名叫东岗的小山村里。

那时候，农村大多数人居住在用芭毛秆做墙壁的茅草屋内。1953年4月一天晚上，戴桂珍在家里睡觉，一只老虎进了东岗村。戴桂珍的床铺是靠着芭毛壁放置的。老虎从屋外经过，嗅到了人的气味，一爪子击破了芭毛壁。老虎是想把戴桂珍拖走的，谁知戴桂珍的命大，老虎一爪子把盖在她身上的棉被拖走了。戴桂珍感到钻心的剧痛，“哇”的一声哭了起来。戴桂珍的父母住在另一间房间里，听到女儿的哭声，跑过来点亮灯一看，戴桂珍的肚子上被老虎爪子撕去了一块肉，留下了一道几寸长的伤口，鲜血直流。妈妈给戴桂珍做了简单的包扎止住了血。天亮后，村干部闻讯赶来戴家，用摇椅扎成担架，抬着戴桂珍送去白槎区中心医院抢救。

此时，戴桂珍被老虎抓伤的地方只剩下一层薄薄的膜，透过薄膜能清晰地看到肚里的肠子。戴桂珍先后做了两次手术，在医院住了整整一个月才痊愈。戴桂珍的表哥后来对她说，出事的第二天，他去东山岗砍柴，看到被老虎撕得稀烂的棉絮。表哥说，幸亏有那床棉絮，否则表妹早就成为老虎的盘中餐了。想起当年的遭遇，戴桂珍老人仍心有余悸。

据1986版《永修县志》记述，“1953年下半年，常有虎豹进入村庄伤害人畜，白槎区尤较严重，老虎竟敢白昼进村噬人。1954年3月，县委会、县政府、武装部发出《组织力量围打虎豹》的联合通知，同时组织一捕虎中队分赴三、四、五、六、七区，吸收部分民兵、猎手进行围捕，虎患始平。”

近日，在永修县档案馆，笔者找到了这个通知。通知上盖着永修县委会、永修县人民政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江西九江军分区永修县人民武装部的印章。当时，永修县共有7个区，通知中的三、四、五、六、七区分别指马口区、滩溪区、白槎区、江益区和云山区。《永修县志》虽然没有具体说虎灾造成了多大损失，但7个区之中就有5个区派出了捕虎中队，由此可见虎患的严重。

在永修县档案馆里，笔者还找到了1955年12月30日《江西省人民委员会、中国人民解放军江西省军区关于捕灭虎豹、野猪等害兽的计划》。文件中说：“自1955年1月10日江西省军区发出《组织群众打虎，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指示后，各地均建立了以民兵为主的打虎组织，并积极展开了打虎工作。据（全省）66个县的不完全统计，共打死老虎483只……修水县一个县打死老虎49只。”

为调动各地围捕老虎的积极性，1956年1月6日，江西省人民委员会下发通知，规定“自1955年12月1日起，不论单位或个人，凡打死老虎、豹子1只，奖励现金30元。”

当时，购买100斤大米只要6元钱，县区干部1个月的工资也只有30元左右。捕杀一只老虎奖励30元，标准还是颇高的。据说，当时新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一个猎手捕获了一只老虎，被永修县政府授予“打虎英雄”称号。他身披红布、胸佩红花，被乡亲们抬着游乡。所到之处，村民们自发地敲锣打鼓、燃放鞭炮，向他表达敬意及感激之情。

四、重灾区湖南的灭虎行动

相对江西省，湖南省的虎灾更为严重。从1952年开始，湖南全境爆发饿虎之灾，甚至当时的长沙都受到虎群威胁。农民在田里干活时，会被从林中突然窜出的老虎扑倒，一口咬断脖颈，鲜血直流而丧生；有人干活回家途中被老虎挡住去路，转身逃跑时被老虎咬死。据有关部门统计，仅1952年，湖南省就有2000人丧身虎口。

耒阳是湖南省虎患最严重的地区，自明、清以来，虎灾频繁，仅1952年全县被虎咬死108人，伤10人，咬死耕牛460头，生猪530头。当地曾发生一天之内老虎吃掉32人的惨烈事件。耒阳龙山一带的村庄，时常出现“太阳未落去，老虎撞门来”的场景。农民至少要四五个人结伴才敢下地干活，天没黑就会早早收工回家，老老实实待在家中不敢外出，田地荒芜甚多。

湖南省的灭虎行动随之展开。全省以县、乡为单位分别成立猎虎队伍，县里不仅给配发了枪支，还让有经验的猎人来传授猎虎技术，每人每月还有300斤粮食补助。从1952年到1958年，耒阳7年时间里捕杀了170只老虎，其中五分之四是“打虎王”陈耆芳率队捕杀的。

陈耆芳生于1887年，是耒阳夏塘乡莫浣村人，29岁学习打虎技术。1952年元月的一天，陈耆芳的孙子陈青乃上山挖红薯后再也没有回家。陈耆芳在山上找到孙子的一只鞋子。在看到附近到处都是老虎留下的脚印后，陈耆芳知道孙子被老虎拖走了，他发誓要把要耒阳乃至湖南一带的老虎赶尽杀绝。陈耆芳组建了一支猎虎队，并自任队长，1953年创下每十天捕杀一只老虎的惊人成绩，还曾把一头350公斤的老虎炸得血肉模糊。

湖南省民政厅为保护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正式委派陈耆芳组织打虎队。陈耆芳受命后，全家搬到虎灾最严重的龙山。陈耆芳将队员分6个小队，在三县纵横几百里的深山老林里捕猎老虎。1952年～1958年底，打虎队共打死老虎138头，基本消除了三县的虎患，保障了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正常生产。著名的老虎窝“十八冲”被荒芜的500多亩田地也种上了庄稼。1958年，陈耆芳打虎队受当时的省民政厅派遣，赴沅陵等地传授打虎经验，帮助当地消灭老虎。同年，陈耆芳被授予“打虎英雄”称号，赴京出席全国劳模大会，受到周恩来总理接见并合影留念。大会期间，《人民日报》《新湖南报》介绍了陈耆芳的英雄事迹。

经过几年捕杀，湖南及周围老虎数量大减，已经很难见到老虎踪迹。就在这个时候，湖南通道县却发生了震惊全国的“百虎围村”事件。高坪村是湖南通道县雪峰山南麓一个不足百人的小村庄。1957年9月的一天，村庄突然被陆续赶来的老虎围了起来，老虎数量有100多只。

大惊失色的村民聚集在一起想对策。长辈安排年轻小伙们拿着铜锣在村子四周敲打，又把每家过年剩下的鞭炮聚拢在一起，每隔一段时间引燃一个。村民与老虎就这样僵持了三天三夜。村民眼看就要撑不住之时，饿急了的虎群率先动手，突破鞭炮屏障，狂风骤雨般地闯入村子，把狗、羊、猪全部咬死拖走。一名躲闪不及的妇女被老虎一击致命。等老虎散去几天后，村民才敢回到村里。

老虎是典型的独行侠，习惯独来独往，平常很难见到老虎集体行动。有专家表示，这可能和湖南的猎虎行动有关，猎虎行动导致华南虎逐渐迁移至山林深处。而川贵交界的雪峰山地处偏僻，是虎群转移的必经之路。也就是说，虎群在雪峰山脚下聚集是有可能的。

“百虎围村”后，通道县请来陈耆芳捕虎。陈耆芳在雪峰山附近捕获了许多华南虎，其中一只老虎体重竟有350公斤。大家认为它就是人们传说中的虎王，因为一般的华南虎体重只有150～200公斤。

五、虎患形成的原因探讨

从1950年到1960年，全国各地至少猎杀了3000多只老虎，其中绝大多数为华南虎。经过十年的打虎运动，全国的虎患基本上得到了有效的控制和消除。

20世纪50年代为什么会发生如此严重的虎灾？有专家认为是1949年后，人口增多、大量荒山荒地被开垦。在开垦荒地的过程中，深山老林里的野猪、山牛、野兔等动物都被人类狩猎捕捉，导致老虎失去了食物来源，老虎将目标对准了人类。笔者不敢苟同这个说法。1949年，全国只有5.4亿人。2009年，全国人口达到13.34亿人，并没有随着人口的增加而出现虎灾，这说明虎灾与人口增多没有关系。1949年，全国只有14.68亿亩耕地。2009年，全国耕地为20.3亿亩。虎灾并没有随着耕地的增加而再现，这说明虎灾与大量荒山荒地被开垦没有直接关系。

和旱灾、水灾、风灾、虫灾、地震、火山爆发等自然灾害一样，虎灾也是一种自然灾害。与其他自然灾害不同的是，虎灾是因为生态失衡引发的。从1840年到1949年期间，列强入侵、军阀混战，上百年的战乱，造成农村人口大量减少和大批逃亡，土地大量撂荒，食草野生动物得以大量繁殖和发展。食草野生动物的大量繁殖和发展，又为食肉野生动物老虎提供了一个优越的生存环境，促使食肉野生动物老虎得以大量繁殖和发展。1949年后，社会与经济逐渐稳定，人们回归农村，回归生产，撂荒的土地被复垦，食草野生动物的生存地盘逐渐缩小，数量逐渐减少。于是老虎就把采食目标对准了人类和人类饲养的家禽家畜，这才造成了20世纪50年代的虎灾。在这种情况下，人民政府为了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保障农村生产生活的正常进行，组织对老虎等“害兽”实行歼灭是极其必要的。实践证明，维护生态平衡才是避免虎灾的最有效措施。

我国是世界上野生动物种类最丰富的国家之一，历史上有许多野生动物保护事例和思想。早在先秦时期，我国就已意识到保护野生动物资源的重要性。老子曾言：“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说的是人类并不是最高的法则，要遵循自然规律，以大地为准则。《庄子》中的“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也是在告诉人类，学会与自然中禽兽共存，才能使人类与万物共生共荣。尊重自然界的任何一个生命，与动物为友，不仅是对自然的保护，更是对人类自身的善待。

编辑：吴晨

责编：钟千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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