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的担当

■ 南山松

作家该写什么，或者说作家的使命是什么，本该是个不需要争论的问题。早在几千年前，《论语·阳货》就提出：“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孔子对《诗经》的社会功能做出的解释，可以看作是早期的文学理论。怎么理解“兴观群怨”呢？文献资料定义为：“兴”，就是指《诗经》可以引起人的联想；“观”，指阅读诗经可以观照社会，观风俗盛衰，形成对社会的认识；“群”是指聚集起来，也就是同别人交朋友；“怨”即不满，指抒发对社会现实的不满，也就是指承担批判功能。由此可见，文学作品一开始就是既可以赞颂美好，也可以揭露、鞭挞邪恶。它不只局限在唱赞美诗！

《诗经》中有赞美美好爱情的《静女》，有通过逼真刻画来鞭挞负心汉的《氓》；有讴歌同仇敌忾团结一致杀敌报国的《无衣》，也有厌恶战争谴责统治者无休止发动战事的《君子于役》；有赞美劳动愉悦的《芣苢》，也有揭露统治者贪婪残暴的《硕鼠》。不仅《诗经》如此，后世真正有生命力的文学，大都是严肃反映现实社会的真实生活。杜甫在当时，文名远未及同时代的李白、高适、王维等，论作品的艺术成就，杜诗不一定比得上王维的诗，王维的诗“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历来成为定论；在李白面前，他只不过是一个粉丝而已。为何到后世，杜甫的名字越来越响，而且他的诗被冠以“诗史”，而他本人被尊为“诗圣”呢？究其原因，就是他的诗思想高于艺术，他几乎每一首诗都是忧国忧民的。《兵车行》揭露统治者的穷兵黩武，《石壕吏》揭露当时的兵役制度带给人民的重大灾难。他从不回避社会的恶，他密切关注人民的苦，痛心疾首抨击统治者的种种恶行和暴行，对统治者的昏庸、残暴、无耻或直接或含蓄地进行批判。因此，杜甫才赢得后人的敬佩。

文学始终是有社会担当的，白居易就明确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创作主张，并且努力践行这种主张。他的《卖炭翁》，矛头直指当时的宫廷，不可谓不辛辣。翻开文学史，可以说，那些名留青史的古今中外著名作家和作品，无不是艺术地再现真实社会生活的。宫廷文人多如牛毛，但没有哪个靠昧着良心唱赞美诗耀古烁今流芳百世的，就连《诗经》流传下来最有价值的部分也是反映现实的十五国风。李白三年御用文人的生活，每天跟在唐玄宗、杨贵妃身边为他们写赞歌，肉麻的诗应该写了不少，可我们今天能见到流传于世的，主要是李白写山川风物的美好，一泄胸中块垒甚至愤怒的作品。吴承恩、蒲松龄、吴敬梓，如果不是艺术再现当时社会的真善美和假恶丑，今人谁会知道这些个落魄秀才？托尔斯泰如果不直面现实，世人谁会知道北寒之地的那位贵族？雨果的《巴黎圣母院》，如果没有揭露上流社会的肮脏丑恶，恐怕它无法承受世界名著之头衔。就是革命文学家们，典型的如鲁迅，他简直是每一笔一画都深入到人性的骨髓，他连底层可怜人的狡黠、麻木、怕硬欺软等人性弱点，一丝一毫都不放过，阿Q、杨二嫂、闰土、孔乙己、鲁镇男女、吃斋信佛的柳妈等，哪一个人物不是既可怜又可恶的？先生写他们身上的闪光点，同情他们的命运，但也不放过他们自身的弱点，可谓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茅盾、郭沫若、巴金，在民国时代都是写了大量揭露、批判丑恶的文章。他们得以流传至今的文字，都是那些严肃、真实反映社会生活的真善美和假恶丑的文章。

谁能说他们因为真实再现当时的社会生活，触及当时社会的阴暗面，就能说他们别有用心，心底阴暗呢？就像懂得真爱孩子的父母，往往会对孩子的错误责令改正之心更急切。

可以说，世上一切真正伟大的作家，他不只赞赏风花雪月的美好，也鞭挞现实的假恶丑，但目的都是为了改良社会，让社会变得更美好。有人说，特定的时期，文学往往比历史更真实，就是因为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而文学是特定历史背景下的生活投影，它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真正的文学家，不仅高歌时代的进步，点燃奋进的希望，更可能负荷人类的苦难，为黑暗中摸索的人提灯照明的。时代转型期，伟大的文学家可能个人命运多舛，备受生活的摧残，甚至流亡异国他乡，但他们的生命在作品中得到永生。

有的人活着，作品早死了；有的人死了，作品至今鲜活。有一点能肯定的是，坏东西肯定痛恨作家揭露它的坏，就像阿Q不是很怕别人说“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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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吴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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