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农民考上研究生之后

■ 吴国富

28年前的8月，我接到了硕士研究生的录取通知书。从此，作为纯粹农民的我，开始了身份的蜕变。

1966年，我出生在浙江建德县。1969年建设富春江水库，我就成了移民，迁移到江西武宁县。在武宁县石渡乡渡头村生活了两年。1971年建设柘林水库，我再一次成为移民，迁移到石渡乡石渡村。我在石渡读完了小学、初中，因为成绩优秀，考上了武宁县第一中学的重点班。1982年，才读了高二上学期，我却失学了，回乡务农。那年我才16岁。

出生在山区，移民到山区，生长于山区，作为贫寒的农家子弟，或许无法顺利走上读书之路，然而初中、高中时却有了“会读书”的美誉，我于心不甘。这种美誉使我在失学之后充满了隐痛，痴迷上了古代文学。我借书、抄书，偶尔有点钱就邮购书籍，日积月累，居然也阅读了200多本古代著作，手抄的古书有100多万字。种田、砍柴、放牛、修桥筑路或做零工，时光过得很快。到了结婚年龄，迫于父母的哀求，便去了横路乡金盆村，在妻子黄苏英家当了上门女婿。

一

两个女儿出生之后，过去痴迷的那些书本却在我的脑海里不断“发酵”，于是我迷上了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参加第一次考试后，我便发誓要考硕士研究生。然而在上有老下有小的情况下，我不能只顾自己，必须在保障一家人衣食无忧的基础上追寻自己的梦想。

婚后数年内，我都在乡镇及县城附近做临时工，日子过得很艰难。1993年，我谋得了一个在金盆村小学代课的差事，结束了奔波的日子。外出打工的妻子也回来了，在家中做做裁缝，卖点小百货以谋生计。此时家中有近五亩水田，一亩多旱地，也都需要我自己来耕种。一家五口人，大女儿上学前班，天天跟着我去学校；小女儿寄养在石渡乡的大姐家中，时不时要奔波一百多里去看望；老岳母也七十岁了，幸而身体还康健，天天帮我们搞家务。

当初去代课，是希望能空闲一点。然而到了学校，一个班的各门课程教学任务压在身上，令我没有片刻空闲。早读开始了，半个小时内须将课时计划写好，将昨日留下的作业批完。一个上午至少有两节都得滔滔不绝地讲语文，讲数学，只有一节自习课，还得坐在教室里，监督学生做作业，时不时要制止吵闹的学生。

每日清早，岳母第一个起床，我听见响动，就翻身起来，扛着锄头和铲子，奔向田地。浓露晨曦中片刻不息，一只旧表为我把握分秒：七点十五分，我该回家了。岳母已将饭弄好，我匆匆吞下两碗，又疾步赶赴学校。五六分钟吃饭，七八分钟赶路，一点多的时间都没有。坐下来喘息一下，马上走进课堂。午间下课铃一响，我就快步走出教室。离开时学生走在前面，到家时学生已被远远甩在后头。快速填下备好的饭菜，又一锄一锹奔出门去。零露的清凉与午日的炎热没有区别，在我看来它们都是时光的飞翼。一两个小时的午休时光，我用来补足了半天的劳动。傍晚放学后，又重复着这一切。哪怕昏天黑地，只要田里还能看到一点影子，多干片刻又何妨。

自从妻子的百货店营业后，我的卧房就成了仓库。为节省运费，我便成了挑夫。盐是家家必需的，于是一担箩挑到小镇，一次百余斤。酱油是家家必备的，整坛地挑回来，一次两坛，连坛带汁一百五六十斤，扁担都压弯了腰。“双抢”的时候，啤酒特别好卖，听见妻子呼叫缺货，我立即走出田间放下农活，挑起一担箩奔向小镇，一次五六十瓶。一两年后，生意做得大了些，才请农用车运啤酒，一次几百瓶。可是公路与家隔河相望，卸下来也要一担担挑进家门，过河爬坎，十分吃力，一车啤酒运回家需要半天。

学校、田地、挑货，转个不停，读书就只能“钻空子”。为充分利用零碎时光，我总是在难得的整块时间中将资料查好，注解写完，然后在短暂的间隙里，翻开书看上几页。在学校，难得的自习课，课间的七八分钟；在家里，下雨天的周末，夜晚没有乡邻来买货的时候，周末在河边等妻子进货回来，那都是我的读书时间。古人常说读书于“三余”，可是我永远没有剩余的时间。我也永远没有奢望空余的时光，只知道过一日便少了一日，挤一滴便多出一滴。涓滴难以成河，毕竟也能满缸满桶，虽然它早已不是水，而是我的泪，我的汗，我的血。我的时间再也不能浪费，浪费了一分一秒我将抱恨终生。

日日车轱辘一般转个不停，可喜的还是身体服从意愿。被学生吵昏了的头脑，劳动完后清晰如故。被田地累得酸疼的双臂，上完课后轻松有力。学习是劳动的休息，劳动是学习的闲暇，居然两全其美。我的眼睛乐于效劳，夏日午间，实在睁不开，闭上十分钟就行。我的耳朵听从指挥，当我对着喧闹时，它们就放下“耳帘”，将聒噪转化为松涛阵阵，让我沉浸在书的海洋里。课间老师们喜欢高声谈笑，有人很奇怪：“这么吵你也能看书？”可我在回答的时候，又看完了一两行字，因为我的嘴也学会了不动脑筋地应酬。

二

种田、代课、卖货、读书，“一心四用”的时光过得很快，而我读书也进入了“丰收季节”。1993年上半年，自学考试12门课程全部通过，专科毕业证到手。1995年上半年，9门课程1次答辩通过，本科毕业证到手，还被评为优秀毕业生。1996年元月，参加了全国硕士研究生统考。5月去杭州参加了复试，主持复试的萧瑞峰教授了解到我的经历，感到无比惊讶，说我是“连中三元”。看来录取已经没有问题了。

数年苦读，也引起了很多关注。复试之后不久，校领导奉命来找我了解情况。二十天之后，《江西日报》就刊登了“武宁一农民考上研究生”的消息。虽然从复试到录取，我又经受了无数的折腾。1996年8月初，一个小雨淅沥的日子，录取通知书终于寄到了我手上。历经磨难之后，已不再令人狂喜，我只是长吁了一口气，又一心一意应付田地的事务去了。

一个黄昏，我从田地归来，收到了九江日报社的来信。第二天，乡政府就通知我记者即将来采访。徘徊四顾，破屋旧舍，杂乱庭院，便里里外外忙了一整天，将杂草垃圾清理干净，又去小镇买了香烟，买了茶杯。第三天，果然看见乡间的小马路上，摇摇晃晃来了乡里的吉普车，车上下来一个九江日报社的记者，名叫燕平。随行的有县里的记者，乡政府的秘书。记者对我鼓励了一番，之后忙着拍照。破旧的书斋，古老的庭院，田间打药，家人聊天，一一收罗于镜头之中。他还特意为我重现了当时收到通知书的镜头，乡亲在旁边围观，女儿在身旁嬉笑。后来这一张照片登上了《人民日报》，传遍大江南北。

记者走后，往日的朋友三三两两来访，我整日忙着陪客。有一天，烈日高照，我与妻子去小镇，刚走到半路，遇见两名汗涔涔的青年，他们停下摩托车问路：“请问去金盆村吴国富家怎么走？”“找我的？”我们只好返回。他们说在报纸上看到消息，动了考试的念头，便专程赶来问我，一路不知问了多少人。我陪他们聊了一两个小时，但看起来他们好像有些漫不经心。临走时，两人忽然抛下一句话：“其实我们也没有能耐考研究生，只不过来看看是否真有这回事。”我不觉长叹一声：“这么热的天，何苦来哉！”

向来消息闭塞的山村，一时间成了新闻荟萃之地。我去小镇上担货，遇见乡教育办的领导，他告诉我8月23日的《江西日报》再次刊登了我的消息，转发了九江日报记者拍摄的照片；而8月28日的《九江日报》刊登了三幅照片，一篇文章，重点介绍我家境的困难，旨在引起社会的同情。不久，县委宣传部传话给我：“8月26日的《人民日报》刊登了你的事迹。”小镇邮电所的小张告诉我：“《中国教育报》有关于你的新闻。”村里打工回来的人告诉我，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报道了我的消息。我去县城，在渡口遇见熟人，他说《信息日报》上有我的消息。妻子的三姐夫在上海打工，说在《新民晚报》上看到了宣传我的文章。北京的朋友来信，说《北京晚报》有关于我的报道。

9月初，一名副乡长带着一个乡干部来到我家，叫我近几天之内千万别离开。原来是中央电视台的记者要来采访。我将庭院再收拾一番，这才放下心来。

9月4日，太阳高照，我在家中迟迟不见动静，有些心烦。忽然急匆匆奔来了两名乡干部，他们说大队人马随后就到。等到10时许，远处传来了响声，几辆小车出现在对面小山下，卷起一路灰尘。这边一大群人已在家门口翘首等待。几分钟后，车子开到家门口，一群人从车上下来。一男一女两名记者，是央视《新闻30分》栏目组的。其余的都是陪客，有县委宣传部长、副县长、教育局长、乡长，还有许多我不知道身份的，也没有时间问了。收拾得空荡荡的堂屋，一下子挤满了人。副县长把我叫到一边介绍，两名记者原是在九江拍摄纪录片《大京九》，任务完成准备返京，听到我的消息，很感兴趣，便打电话请示台领导。经领导同意后退了飞机票，专程来采访。央媒记者来武宁县采访，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7年来的头一回。江西电视台台长亲自送他们到武宁，县里专门派车送到我家。听着副县长不知加了多少着重号的话语，我忽然感动了，奋斗虽然是自己的事，但一切都凝结着这片土地的深情啊！

副县长介绍完了，我就跟着记者转。女记者说我很不容易，这种条件即使拿到大专、本科两个毕业证，也已经很了不起。我问她在别处是否见过同样的例子，她说没见过。中央台记者见多识广，估计像我这样的情况还真的少有。旁人说我是全国第一个农民研究生，我则自称为“全国罕见的农民研究生”。女记者问完之后，男记者开始摄像。他拍下了我在破烂板房中读书、与家人相聚谈心、妻子服胃药、我接通知书、在田野上劳动、赶着去学校和在学校上课等镜头。当然这些都是他们策划组织的，我也做得非常自然，只是乡亲送行的场面，因为还没有发生，所以有点不自然，记者还特意嘱咐九江电视台回头来补拍。我们每到一处，都跟着一大群看热闹的人，不断有人跟我说话，我也顾不上应答。记者忙碌了两个多小时，才算结束。入学不久，同校的大学生说，中央电视台《新闻30分》栏目有关于我的报道，可惜我却没有亲眼看到。

开学前夕，我忙得不亦乐乎。不断有亲朋好友登门，不断有人送红包贺喜。为答谢他们，我决定操办一次酒席。饮宴之日，因交通不便，客人不能按照约定的时间赶到，早的早，晚的晚，吃完一批，又来一批，爆竹接二连三地放，酒席接二连三地开，直把掌厨的人忙得晕头转向。我觉得很抱歉，但掌厨的大嫂们却笑得开心：“忙一忙值得，值得！”当天村里特意凑钱为我放了一场电影，管事的组长笑着说：“往日收钱没有一家干脆的，今日收钱没有一家迟疑的！”

9月13日，朝阳降临，我该出发了。九江电视台的记者已经赶到，特意为中央电视台补拍送行的场面。小学校长来了，带上我教过的学生，排列在门口欢送。乡亲们聚拢了过来，每人手持鞭炮，站立在村口。说了几番再见，还是不肯分手，一直走到村外大路，才将他们劝回。三四里外的乡政府中，早已准备好的送行大会又等我露面了。小学生为我系上红花，教育办给我献上牌匾，教育局给我颁发奖金，各单位也有一些红包送来。县委宣传部长和乡党委书记在会上作了讲话，热情鼓励了一番。在人们的喧闹中，我上了九江电视台的专车，车子缓缓行进着，认识我的人都夹道放鞭炮。跟车外的妻子女儿道别时，她们哭了，我的心一酸，猛然间才知道执意高飞的心，原来还是有说不尽的许多眷恋！

三

入学后整整一年，我都在纷杂的日子中度过。《浙江日报》《杭州日报》《浙江工人日报》《光明日报》及西湖明珠电视台陆续派了记者来采访，转载消息的有《扬子晚报》《成都晚报》《洛阳晚报》《洛阳广播电视报》《钱江晚报》《浙江青年报》《潍坊晚报》《文萃周报》《湖北日报》《浙江教育报》《家教报》《赣江大众报》等全国各地的媒体。很多报纸未及目睹，是从众多读者来信中了解到的。读者来信前前后后有几百封，来自十四个省市自治区，北到北京与辽宁，西到四川与甘肃，南至两广与福建，最多的在华东六省一市。来信多了，邮递员也熟悉我了，往往只要写个“杭州大学研究生吴国富收”就会及时转到我手上。来信的内容五花八门，有谈心的，有咨询的，有庆贺的，偶尔也有寄钱的。在紧张的学习之中，我尽力一一回复。同学见我回信太忙了，开玩笑说：“你该找个秘书啦！”及时阅读来信已成了寝室里的一大乐趣，谁先接到信都可以拆开来读，往往读得有声有色，逗得人直乐。

辽宁一个朋友说，“我把报纸上你的照片和旁边的报道剪下来，放在书桌上我的影夹里，还写了一个大大的‘中文硕士研究生’条幅，贴在床头，以此激励自己，以你为榜样，刻苦钻研，不断进取。”杭州一个朋友说“心境贫弱到底时，我看到了你，像青松般挺立在我精神崩溃的滑坡上”。在更多的信件中，我读出了人生的艰涩。湖南茶陵的一个朋友来信说“你真是我们农村青年的骄傲”，“是所有失去跨入高校学习机会者的楷模”，“相信在吴国富之后，有千千万万个像吴国富一样的人出现。”一个江西老乡甚至不远千里来寻我，打听考研的路子。我陪他去餐厅小酌，他说：“我的女朋友劝我不要来，她说人家又不认识你，会理你吗？我说有一张关于他的剪报，这就是介绍信，他看了一定会理我的。”看了那张已经发黄的报纸，我十分感动，四处帮他找资料，还送给他一套书，就算是勉励吧。

不少朋友知道我负担沉重，来信表示要资助，我不想背上精神的债务，一一辞谢，但有些人还是或匿名或署名寄来一两百元。九江日报社的宋小勇，每个学期都给我寄五百元。他自己工资也不高，我请他不要再寄，可他总是不听，让我感激又叹息不已。

读书期间，我在《杭州大学学报》发表第一篇论文，1998年获得“光华奖学金”二等奖、“董氏奖学金”三等奖。1998年，杭州大学并入新组建的浙江大学，1999年，我获得浙江大学文学硕士学位。毕业后，我任教于九江师专（后并入九江学院），担任过中文系副主任、庐山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文学与传媒学院院长和学报编辑部主任等职，2009年评为教授，先后获得江西省百千万人才工程第一二层次人选等省市荣誉、奖励20多项，发表学术论文140多篇，出版专著14部。

在别人眼里，我已经是个非常勤奋的学者、专家了，其实也有很多心境贫弱的时候。然而想起过去不曾辜负自己的梦想，今日的我也就不能辜负过去的我，还得鼓起勇气努力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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