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的人文江州

□ 梅曙平

　　锲子

　　人们常说：人生如戏。这一出戏的开场白叫作“家门”，又叫作锲子。戏剧开场的第二折，谓之“冲场。”戏的上半部最后一出戏，它使剧情发展告一段落，略收锣鼓，称作“小收煞”。全本收场，称为“大收煞”。白居易在江州恰似他的前半生的“小收煞”，这是他的仕途大转折，是他人生的一个顿挫，也是他人生观从以道奋直向知足保和的蜕变。

　　唐宪宗元和十年，到现在已经过去1207年，时任太子左赞善大夫的白居易因所谓“越职论事”，被贬为江州司马。白居易在江州居住了三年零五个月，留下三百七十多首诗歌。在一千二百多个昼夜蚀刻中，白居易的思想发生了从前期积极用世到后期消极取容的嬗变。江州，是白居易人生观的分水岭。

　　依据《唐律疏义》，东宫官先谏官言事，并不能构成罪名。况且，白居易是在朝廷发生宰相被杀的非常事件，“合朝震栗”的紧急情况下，毅然首上疏亟请捕贼雪耻的。若据此构成罪名，岂不成了忠君有罪、忧国有罪的荒唐逻辑？故此，白居易很憋屈，很纠结，很挫折。

　　经此一个蹉跌，他的人生轨迹也便荣悴各殊，云泥易势了。

　　可以这样断定：自打江州开始，“君子居易以俟命”的念想，便成为白居易一生的写照。贬谪为江州司马后，三年的谪居生活，是他人生的大转折，虽不是从此甘于平淡，却也改变了以后的人生方向。

　　贬居山川胜势的江州，置身徽韵山水的江南，当花对酒，乐罢哀馀，白居易在这块地面主要有三大改变与建树：一是《与元九书》系统概括了新乐府运动的诗歌理论；二是撰写《庐山草堂记》，提出了中国最早的园林学术观念；三是从禅宗到净土宗，进一步推动儒道释的融合。

　　《与元九书》：诗歌合为事而作

　　大抵是贬谪江州的第二年，也就是元和十一年，白居易给好友元稹写了一封“粗论歌诗大端，并自述为文之意”的诗歌论著信函，即《与元九书》。这封信是白居易诗论的纲领，也是他创作政治讽喻诗的经验总结。

　　高古之时，人崇尚自然，造化万物而不名。孔子述而不作，老子看到周王朝越来越衰弱了，要到秦国、到西域去，过函谷关，经由守关的长官尹喜的央请，这才写下五千言的《道德经》。到了屈原作《离骚》《九歌》，方才出现以个人署名的诗作。屈原开创了“香草美人”的审美传统。《离骚》起于屈原，也绝于屈原。全篇是一种心情的起伏，充满辞藻，却总在起伏流动。用的手法就是现代意识流，时空交错，比希腊神话更优雅，更安静，极端唯美主义。南方人想象力丰富，胜于北方人甚远。屈原诗歌融北方人之感情与南方想象合二为一。

　　谈中国文学，可从魏晋文学入手，往前推，往后看。魏晋后，直到今天，凡是人物，都有魏晋风度：金圣叹、龚自珍、鲁迅。诗歌的风格与形式，自然与魏晋风流戚戚相关。

　　唐诗首先是化古诗为近体诗，所以讲唐诗得从沈约讲起。古体诗格律不严，《诗经》《楚辞》《古诗十九首》都较自由。从宋、齐、梁、陈开始格律化了，到唐代达到极盛。

　　唐代，李世民、武则天都主张以诗取官，统治者是内行，通诗，擅长书法，出了一大批诗歌天才。老妪、引车卖浆者都能读懂，不是诗好，是人文水准高。

　　到了中唐，由于安史之乱的摧残，诗的格局整体下滑，出现了南北朝时期的靡靡之音。在这样背景下，白居易与元稹等一同发起新乐府运动。经过多年诗歌创作实践，白居易的诗观在元和年间已经成熟。江州司马又是个闲职，白居易有大把时间来写诗论诗，《与元九书》也就应运而生。

　　从诗词改革的角度来说，白居易功不可没。他是乐府诗的积极推行者。乐府诗又称作乐府民歌，盛行于汉代，诗人在创作时，延续了《诗经》的优良传统，大量吸收民间歌谣的元素，内容不仅丰富多彩，而且极富有生活气息，风格自由活泼，刚健清新，浅显易懂，常常把叙事、抒情、议论融为一体，能反映出广阔的社会生活，因此，为诗歌写作开拓出一条重要的手法。

　　白居易本人诗学造诣很高，其一生诗歌可以分为四种类型，分别是讽喻诗、闲适诗、感伤诗、杂律诗四类。他对诗的理解是深刻的而独到的，以白居易、元稹为代表的元、白诗派，率领一批诗人写新乐府，作诗尚实、尚俗和务尽。白居易的作诗理念侧重于写现实，著诚去伪，把文学当作救济社会，改善人生的利器，要求诗歌能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白居易反对离开内容一味地追求“宫律高”“文字奇”，反对齐梁以来“嘲风月、弄花草”之艳丽诗风。

　　《与元九书》开门见山地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

　　《庐山草堂记》：最早的园林学论著

　　《庐山草堂记》开篇写道：匡庐奇秀，甲天下山……元和十一年秋，太原人白乐天见而爱之，若远行客过故乡，恋恋不能去。因面峰腋寺，作为草堂。

　　白居易亲自踏勘选址，确定草堂建造的具体位置。香炉峰与遗爱寺之间的那块绝胜风景地，也是三寺长老推荐的，最为白居易“见而爱之”。翌年，草堂成。三间两柱，二室四牖，广袤丰杀，一称心力。白乐天栖心草堂，仰观山，俯听泉，傍睨竹树云石，外适内和。一宿体宁，再宿心恬，三宿后颓然嗒然，不知其然而然。

　　堂屋里摆了四张木榻，两扇屏风俱是以木为骨架，以纸为屏面，没有调绘，一概素面迎人。在白居易的园林理念中，借景是重要的元素。庐山草堂，冬可挑帘欣赏香炉峰的积雪，春可赏锦绣谷的奇花异草，秋可踏行虎溪如霜的月光，夏可静观石门涧变幻的风云。这，便是借景。

　　草堂最有特色的景致有：洗耳飞泉、清泉绕舍、方塘幽趣、石涧长松、日晒红纱、山僧清影、东岩吟诗、拨帘看雪。从中可以体味，白居易的园林观中的另一个元素：叠山理水，范山模水。体现出白居易草堂选址上自然与人文并重之取向。白居易懂得山贵有脉，水贵有源，脉源贯通，全园生动的道理。

　　《庐山草堂记》造园理念清风朗朗，观念鲜明。白居易提出了园林有静观、动观之分。静观就是有驻足的观赏点，动观就是有较长的观赏线。庐山草堂以静观为主，以动观为辅。有池中细数游鱼，有户牗待月迎风，有篱落花影摇曳，有峰峦当窗，故此，庐山草堂是建筑、山水、花木等组成的一个综合艺术品。草堂如诗之绝句，词之小令，皆以少胜多，有不尽之意。

　　在唐代，《庐山草堂记》造园理念是超前的。它蕴含着景之显在于勾勒，蕴含着园林密易疏难，绮丽易雅淡难、疏而不失旷、雅淡而不流寒酸等等一系列美学修养。

　　东林藏诗：以禅入诗以寺传诗

　　白居易对佛教的信仰从年轻时即已开始。贞元十五年，白居易从浮梁大兄白幼文处返洛阳省母，开始从东都圣善寺塔院的凝公学禅。

　　贞元年间，白居易在长安三科及第，先是任秘书省校书郎，后又任左拾遗、翰林学士，做了朝廷近臣。在此期间，与白居易交往的有文畅、惟宽、义崇、义修、广宣、正一、宗密等十多位僧人；与白居易一起习禅学佛的同朝好友有：元稹、崔玄亮、崔群、钱徽、李建、韦处厚等。

　　元和十年，白居易被贬为江州司马。失意的白居易在江州先后与法演、智满、士坚、道深、神照、朗、晦等二十余僧人交往，并在庐山东林寺旁结草堂，仿效东晋高僧慧远与彭城刘遗民等一百多位居士在般若云台精舍建斋立誓，结为莲社的故事，与东、西林寺僧人等结社。白居易有诗云：

　　本结菩提香火社，为嫌烦恼电泡身。

　　不须惆怅从师去，先请西方做主人。

　　一训东林三度春，每春常似忆情亲。

　　头陀会里为逋客，供奉班中做老人。

　　白居易一生作了很多的诗，是唐朝一位多产诗人，他认定自己前生应是一诗僧。

　　在东林历史上他吟咏东林最多，诗、文、碑铭，是他江州时诗作中约占三分之一，可见东林对他影响。后来任忠州刺史时，还念念不忘东林。在《春忆二林寺旧游，因朗、满、晦三上人》中，他吟道：

　　一别东林三度春，每春常似忆情亲。

　　头陀会里为逋客，供奉班中作老臣。

　　清净久辞香火伴，尘劳难索幻泡身。

　　最惭僧社题挢处，十八人名空一人。

　　白居易的佛学修养是“戒”“定”“慧”三学兼修即既注重佛学的义理了悟,也坚持佛教的修行实践。他认为“定”为“慧”因 ，“戒”为“慧”根，三学迭相为用，互为因果。这种对佛学的理解贯穿其一生的认知与实践，也表现在其诗文创作中。

　　山上空气清新，住所幽静，听风声鸟鸣，看日升日落，而东林寺最为适宜参禅。故此，白居易将自己在江州编撰的诗集寄存在东林寺。多年后，身在洛阳的白居易依旧千里迢迢，将自己所编撰的诗集送到东林寺收藏。

　　白居易忘不了江州。在这里，他获得了一种罕见的美与真的人生文本。江州，是他地域感情中至为纯粹的部分。他在江州，做了许多激情、敏锐的思考，他那充满了火焰和寻根究底的生命力，始终对准目标，努力使自己避免美学上的空虚。